我们现在有两种出国方式,一种是上网,随着鼠标的滑动,可以轻易浏览各国信息,一种是带着护照飞行,直接踏上异国的土地。我这一次踏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土地,对于这个陌生而熟悉的半岛地区进行了一番认识的阅读。意识到仅仅靠上网去了解一个不同的文化和地区多少有点像浓雾中看花一样不可靠。

看来人类视野经验的扩大,仅仅靠读万卷书是不够的,一定要行万里路,才能有切肤感。新加坡向我展示了一些新的视野经验,尽管是后知后觉,但对个人而言却直接而连贯。

理解新加坡需要全球眼光

新加坡很小,在地图上永远只是一个点,但理解这个点却不容易,需要相当的背景知识。直到现在我才彻底明白,新加坡这个地图上的小点,正是地球东西之间任督二脉的交汇点，不可谓不特殊。

我把新加坡历史简单地分为三个时代,即渔村时代、莱佛土时代和李光耀时代。在1819年英国航海家莱佛士爵士驶入新加坡河之前,新加坡只是马来半岛一个藉藉无名的小渔村。从马来半岛的本土意识看,这里是边缘、是附属的无特征区域,正如1840年前清朝统治者看中国的香港岛一样。

莱佛士爵士花了3000元买下这个荒凉的小岛,这一定让马来人窃笑了很久,但莱佛士知道他在干什么。只有莱佛士爵士那样具有英国文化背景,在大英帝国的全球视野里的人才能脱离马来半岛的本土意识,深刻领会它的价值。这就像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向中国政府仅仅要了一个看来毫无价值的香港岛一样,固守城池尺寸得失的本土统治者，永远看不懂下宇宙流的围棋高手的动作。

1965年独立后，李光耀将新加坡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他把这里看成世界东西南北交汇的十字路口来经营,使新加坡成为一个独特的世界城市国家。因此，新加坡的历史，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是莱佛士爵士敲响了马六甲那种帆船时代的城市衰落的钟声,开启了机动船时代新加坡深水港的辉煌；是李光耀把海洋贸易的繁荣作为国家特征稳定下来,并顺利地同航空港时代紧密结合起来。

如果对太平洋的岛国城市有切近的观察就不难发现,新加坡是世界经济秩序的定位点。在过去的500年中,海洋文明从大西洋到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日本海,世界“经济热钱”从里斯本、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到非洲、印度向马来半岛及新加坡区域汇聚,只有穿过1000公里的马六甲海峡,才能流向东方,完成一次全球性循环。欧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都在新加坡区域来往,这种趋势目前还在加强。

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海洋文明世界的“经济新干线”已经形成，从亚洲四小龙的出现不难发现这种趋势的发展所言非虚。在太平洋区域，这条路是从欧洲和美国到新加坡、雅加达、香港、台湾、南韩和日本的经济通道。这条“经济新干线”周边的国家都倍受影响,相关城市和国家的发展都要同这条“经济新干线”密切相关,顺我则昌,逆我则亡,包括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

探讨近代中国发展路径的参照系

理解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半岛史,是理解近代中国发展路径的重要参照系。新马从人文地理上原本是一家，在历史上不可分割。同中国一样，马来西亚以农业立国，是个农业资源非常好的岛国,单热带水果就非常有名,如榴莲、山竹、火龙果、菠萝等可谓琳琅满目。尽管在过去的五百年里这里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的长期殖民史，但马来半岛的原居民政权(苏丹)却仍十分看重农业资源。这也恐怕是马来西亚同新加坡分家的一个重要原因,道不同,不与为谋。

如果拿马来半岛的近现代史同中国近现代史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共同之处。从地理上看,马六甲相当于中国的澳门,同属葡萄牙人开拓的殖民地，三桅船时代的产物；新加坡则相当于香港,是英国人机动船时代的海上堡垒。这些海边边地都同样不被原统治者看重,当然马来半岛受殖民统治的影响要比中国更深更广些。

而今马来西亚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国王由九个苏丹轮流执政,这格局让我联想到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如果变法成功,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种可能前途,就如当今的马来西亚现状：满族人有如苏丹王室成员一样享有特权,国家由首相执政，各州之间有相当的独立自治权,孰好孰坏,值得深思。

但从马来西亚放弃新加坡,任由东南亚贸易重镇马六甲衰落来看,似乎缺乏一些远见。尤其对全球“海洋经济新干线”的了解不够深，倚仗农业,被其所囿。尽管有多元的文化,优越的地理位置,但却始终举而不坚。此中课题值得中国人深刻反省 ,本土的视野和价值观会深深限制政治选择的走向。马来西亚立足于本土资源,许多政策便有大陆国家的特点；新加坡面向海洋贸易，把自己定位一个全球经济坐标点,就表现了难得的世界视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六甲这个城市,我对这个城市揣摸已久。在早期葡萄牙人的文献里,这里是葡萄牙人的重镇。澳门开埠,全赖马六甲作为基地。当年圣方济各·沙勿略来中国传教,就是以马六甲为大本营的。在研究澳门城市发展史时,我曾惊奇地发现,葡萄人16世纪在印度果阿、马六甲、中国宁波和澳门等地建立的城市,都有同样的选址特点和布局方式。如都选址在一个岛上向洋的小河边,背靠的山被命名圣保罗山,山顶建有圣保罗教堂,城市中有一条主街,葡萄人称之为“直街”。这个直街的命名,也是为了纪念圣保罗,推崇他向异邦人传教的精神的。

这次造访马六甲,我自然要睁眼细看,寻找葡萄人城市规划的痕迹。但令人失望的是,除了圣保罗教堂的四面残墙,几乎已没有多少历史遗存。只有那火山岩石砌成的门槛,那些缘墙而立的石碑,昭示着一段隐藏历史的神秘。马六甲城目前已建得混乱无序、新旧交陈,过度开发的旅游使之变成赝品的大市场,哪里还辨得出什么“直街”的踪影?衰败的阴影正笼罩在这个曾经上演英雄传奇的城市，英雄们远去了,留下的舞台积满灰尘,不忍回望。

其实，马六甲的衰落就因为不能适应海洋贸易发展的新特点，离开了海洋经济新干线。这样看来,澳门是明智的；当香港崛起时,澳门及时地调整了城市定位方向,走博彩业的路,避免了像马六甲一样的衰落；澳门更以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全面的保护走向新型旅游业中,跟上了时代的节拍。澳门对“世界热钱流”的走向把握到位,搭上了海洋经济新干线的列车,可谓识时务。

历史的趋势是多么强有力,不可违拗。在中国大陆,我们不能不对海洋时代这条“经济新干线”有所了解。实际上中国内地的城市定位、旅游发展、经济竞争无不与此有关。关起门来想自成一体已是不行,空口宣称的国际化忽略了此背景,更是痴人说梦。我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出国就是生产力,扩大视野的深度和广度,已成中国城市经营决策者的当务之急。

主题公园式国家经营的试验

总的来说,新加坡是一种新的城市形态,我称之为主题公园式城市经营的典范。孟大强是新加坡国家规划师，我曾有机会多次听他谈到新加坡城市规划,故很容易对这个城市的特点全面把握。我们去了孟大强先生规划的圣淘沙公园,也在城市各地点进行了详细观察,发现原来深圳华侨城区域的规划设计,包括道路、建筑、公园、植被等,就有明显的新加坡规划的影响。

据我的观察，这个城市的规划和经营来自于两条文脉。一条是本土文脉,即新加坡本土关于鱼尾狮的传说,新加坡城市以此塑造了国家形象,并透过旅游、景观和宣传表现之。如圣淘沙的鱼尾狮公园就同花芭山的鱼尾狮塑雕相呼应。另一文脉则是以莱佛士爵士开始的新加坡城市化文脉,在城市建筑上如驳船码头,克拉码头的建筑保护和城市休闲生活环境的营造。这两条文脉交织,塑造了新加坡城市的基本意象。由此，新加坡的山海城均则有明显的景观意义,路网多元搭配,井井有条,街区设计十分照顾行人,园林设计费尽心思,整个城市实际上是生长在一个森林公园中,构成一个主题公园式城市的基本框架。

这种主题公园式的经营特点还表现在品牌塑造上。广告是城市生活的主要表征物,看看中国城市铺天盖地的广告真的让人眼花缭乱,几乎所有的公共空间都被广告所占。最近如分众传媒对电梯这样的公共空间的侵占,更是让人不胜其烦,占领者还沾沾自喜。中国企业文化宣传喜欢近身大呼小叫,还在热衷搞肉搏战。但新加坡却见不到这么多广告,所有建筑立面的广告都是合乎比例的,毫不夸张。原来新加坡不是不做广告,而是更重视品牌营销,他们更相信整体竞争力。

新加坡不在一个产品一个公司的层面展示竞争,而是注重将整个国家营销出去。这个主题公园式的城市国家,其营销的宗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平等、法治的社会环境,以及宜居、宜发展的城市形象。新加坡多年来连续荣获全球宜居城市称号、全球最有安全感的城市称号以及全球最佳服务机场等殊荣,这是整体竞争力的表现。这样造就了世界最繁忙的海港,最有信誉的珠宝加工基地,世界的购物天堂,最佳旅游目的地等美誉,结果百业云集,智能之士纷至沓来,保证了其“经济新干线”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我一边走也一边在问,这种经济的成功就是一切吗?当一个国家像一部机器一样动作,一个城市像一个产品一样光鲜时,普通人去哪里寻找生活闲适的趣味? 这样也能产生深厚的文化,能产生他们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吗?我承认对这点还缺乏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