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门圣方济各•沙勿略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中国历史学家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他们在把徐霞客称为明代最伟大的旅行家时，显然忘记了比他早近百年的圣方济各•沙勿略。

圣方济各•沙勿略自1541年从里斯本出发，到1552年死于中国上川岛，不仅要比徐霞客的旅行从时间上讲要早几十年，而且路程要远得多，旅途要凶险得多。但沙勿略在中文世界却几乎寂然无名。

用搜索引擎Google搜索一下，会发现有趣的结果。与徐霞客有关的词条有29.5万条，而圣方济各•沙勿略仅1.01万条；如果用英文再搜索一下，Xu xiake仅1.39万条，而Saint Francis Xavier则多达300万条；相比之下，基督一词的中文搜索结果是354万条。显然，圣方济各•沙勿略在西语世界的关注度，大约相当于“基督”在中文世界的知名度那样显赫。这说明，沙勿略在中文世界被严重忽视了。又或者，徐霞客的盛名有被过高称誉的可能。

其实这两个人的旅行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为宗教而远行。

先说徐霞客的远行。徐霞客出生于１５８７年，去世于１６４１年。因为是江苏江阴人，今年无锡还在搞一个名为“2006中国徐霞客国际旅游节”的活动，号召人们重走徐霞客的路。不过，组织者显然忽略了徐霞客远行的宗教目的。

从徐霞客游记中可以得知，在他早年即22岁到51岁之前主要是游览中国的东北部地区，在５１岁到５５岁时则主要向中国西南旅行。

1636年徐霞客大病一场，感觉自己时日不多，决定最后一次远游。在出发之前，就有叫陈眉公的朋友给云南鸡足山的僧人弘辩、安仁写信，希望他接待徐霞客。徐霞客的目的地是云南的鸡足山。

鸡足山位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中国五大佛教名山，是释迦氏大弟子迦叶的道场，明清盛时庙宇３００多座，僧侣５０００多人。这里的金顶寺东看日出、南观祥云、西望洱海、北眺玉龙。显然，徐霞客把这里作为最后一次壮游的目标，是在思考人生的终极性问题。

关于这次行程，在徐霞客日记中记载：当晚杜若叔来，酒至半夜，徐霞客乘兴上船，同行的有静闻禅师和一个服侍他的仆人叫顾行。１６３７年１月徐霞客过湘江，经衡阳、祁阳至桂林。１６３７年９月静闻禅师病倒在桂林，并在此去世，死前提出要葬云南鸡足山。

１６３９年８月，徐霞客抵达鸡足山。在与仆人顾行于悉檀寺观赏了著名的丁香后，顾行弃徐霞客而去。患难三年，顾行不辞而别，令徐霞客十分感伤。这也暗示，徐霞客的宗教之旅就此结束了。徐霞客赞誉了鸡足山的丁香，但却未提到他的宗教朝拜的感悟。

从徐霞客游记的原文看，那些御用的历史学家很无聊。他们在描画徐霞客记载中国的河山时，明显把徐霞客装扮成了一个现代概念的地理学家，进行了断章取义的夸张。而徐霞客提到的鸡足山的丁香，也就是他旅行的目的，他们却不置一词。

再说沙勿略的壮游。沙勿略出生于1506年，去世于1552年。沙勿略是耶稣会的核心成员，最坚定的传教士。

1525年，沙勿略在巴黎认识耶稣会的创始人，即西班牙老乡罗耀拉。罗耀拉问他，人即使赚得全世界，可是如果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何益处？他由此感悟，并成为首批耶稣会成员前往印度传教。

沙勿略1541年5月6日到达印度的果阿，并持戒传教，1月中就有万人受洗。1545年到1547年到马六甲。1549年8月19日，在日本人弥次郞的引介下来到日本九州的鹿儿岛，成为日本第一位传教士。他时常在同日本人的辩论中获胜。日本人由此质问他，你的这番大道理既然是真的，为什么中国人不知道？

1552年，沙勿略组织赴中国的使团，要求参见明朝皇帝，但5月底被马六甲长官亚戴德扣留。由此，沙勿略决定偷渡进入中国传教。他以台山的上川岛为基地进行活动，但帮助他的中国人未能如期到来。12月3日，沙勿略因痢疾去世，年仅46岁。死前，沙勿略望着中国北方哀号：磐石啊磐石，你何时向我主开门？

后来，沙勿略的遗体被移葬印度的果阿。教会于1662年将沙勿略列为圣徒，墓地成为圣地。在现在的上川岛尚存一块纪念沙勿略的石碑。

毋庸违言，这两位旅行家也有巨大的差异。

徐霞客于１６３９年末返回故乡，并于１６４１年死于江阴老家。同沙勿略不同的是，徐霞客最终体面地死在自家的床上。他是那种中国江浙有钱有闲的地主，谨守儒家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教条。只有在积谷满仓，做好充分的准备的情况下才出游，因此他的旅行是有基本保障的。他完成的内陆之游，主要对一个已知的中国地理版本进行了勘误和订正。

显然，徐霞客在科学思辨方面，尤其在视野方面有严重的局限。因为在他的时代，沙勿略的后继者利玛窦早已在中国绘制了世界地图。但在徐霞客那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中国内陆以外的，欧洲文明和海洋世界的信息，他看的所谓海只是云南的洱海而已。本质上，他只是一个传统中国文人。

这同沙勿略死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面对不可知的世界完全不同。沙勿略从葡萄牙出发，经过4万里的艰辛旅程来到东方，在传教中终结动荡的一生，他只听从上帝的召唤，义无反顾，这需要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相比之下，徐霞客的旅行几乎相当于在自家内院里的漫步。

史学家们对这一明显的差异表示沉默，这根本原因可能是因为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的问题。今天，当历史走过了随后的四百多年历程后，我们应当警醒了：如果仅仅从传教的意义上看待天主教和基督教，就是一种极其狭隘的政治伦理。

事实上，天主教和基督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混合体，几乎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母体。沙勿略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一种信仰，它几乎是明清时代唯一的中西方文化对话的管道。它是世界另一极的思维方式和语词系统；它更是一种新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参与方式，它推崇商业发展，诘难、反驳和思辨科学问题，现代科学的发展同它难分难舍、密切相关。我们常常扼腕痛惜的中国近代没有出现科学技术革命的命题，同中国传统知识界无法与这种西方话语系统对话有很大的关系。

圣方济各•沙勿略，这个客死异乡的人，这个中华帝国大门口的陌生人，带来了这个世界另一极的消息，他是地球东西两极对话的第一个信使。他敲门的声音太小，被屋里一片诵读四书五经的声音彻底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