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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思想库如何与政府做生意?
世纪经济报道  
  

http://www.clbiz.com 2004-10-3 10:53:44 21


  如何成为思想库?在中国,已经成为国内一些研究机构的理想与追求。思想库,不是纯粹的学术机构,而是以公共政策的研究分析为己任、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和选择为目标的非盈利性,非官方性和公益性公共研究组织。

  美国思想库五花八门、数量众多,一般认为有1600余家,但其中确实对公共决策发挥影响的大约有300余家,兰德公司名列其首位。

  9月的北京,记者采访了美国兰德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詹姆士·汤姆森以及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

  谁是兰德公司的真正老板

  记者:虽然目前中国有一些发挥思想库功能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但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库,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权力结构和决策机制的遗产。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决策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那些准思想库提供了发挥作用的余地。什么样的机构才可以称其为思想库?它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詹姆士·汤姆森:当今,在美国有许多机构称他们自己为“思想库”,但这些机构之间的差别很大,已经不再有某一个共同的特点来描述他们了。

  就兰德公司而言,首先我们是为客户提供帮助他们制定政策或进行决策的研究机构,我们称之为政策分析机构。其次,我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基于合同的生意关系。目前,兰德公司65%的收入来源于美国的联邦政府,也就是说兰德公司65%的生意来自美国联邦政府,剩余35%的生意分布在许多不同的客户间,诸如美国的州政府,外国政府,私营公司,提供资助的基金会等等。最后,那就是兰德公司是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机构,这一点对其他许多“思想库”也成立,人们有需求,我们提供给他们所需要的研究产品。有时我们也替政府着想,认为他们会需要什么,然后向政府提出项目建议,政府来认可。我的意思是说政府不拥有我们,政府也不向我们提供补贴,政府和我们做生意。

  对此我还要再讲一点,这一点很重要,这与独立性有关,我们兰德公司是不采取任何的政治立场。尽管兰德公司的雇员可能属于民主党、共和党、自由派或保守派党等等,但是兰德公司作为一个机构不属于任何党派。

  记者:兰德公司又是如何运作的呢?查尔斯·沃尔夫:兰德公司作为一个“思想库”的运作,通常是兰德公司与我们的客户建立合同关系,我们很多合同是同美国联邦政府签订的,比如国防部、卫生部、人力资源部、教育部、国家科学基金、国家医学研究院、统计局等等。我们和许多上述客户有着3年-5年或每年更新的服务合同,合同额在数千万美元左右。

  在合同所规定的范围内,有时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提出具体的项目建议,有时是客户自己提出需求,然后我们通过会谈、电子邮件以及其他形式的通信方式进行交流讨论,对具体内容进行这样或那样的修改,最后形成《项目说明书》文件,包括问题、方法、背景、数据、进度、预算、时间表等等。接下来项目开始执行,预算到位,兰德公司按时间表提供报告研究的结果,完成项目。兰德公司每年有700-800个项目在同时进行。

  记者:兰德公司与中国的研究机构相比,他们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查尔斯·沃尔夫:我对中国的机构不是很了解,除了社科院等一些机构,我认为中国的研究机构同美国机构之间的差别在于独立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美国也存在。兰德公司努力通过拥有不同性质的客户的形式来保持其独立性。虽然我们的客户大部分是美国联邦政府,但是即使就一个客户而言,比如五角大楼,它内部也有陆、海、空、情报、国防部长办公室等机构,有许多不同的部门。我们通过与不同部门打交道,来实现一定的独立性。我们还有许多非政府部门的客户,私营部门的客户等。

  另外还有就是关于独立性的文化传统,这是很重要的。作为政策研究机构,能够讲真话,无论这个真话对客户有利或是不利。如果真话对客户不利,也要尊重客户,在客户了解研究结果之前,不向媒体泄露。客户有权第一个了解研究结果,而不应该从媒体上得到消息。如果客户很成熟,他们会重视这种独立性的长远利益,如果你所做的研究结果每次都是他们想要的,那么长此以往你就失去了研究的可信度。

  詹姆士·汤姆森:兰德公司所具有的独立性是指我们有发表研究结果,又让公众获取研究结果的自由。因此,花钱雇我们的客户对这一点要感到舒服。并且他们要准备接受这种可能,就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同他们的政策不相符甚至相互冲突。因此,雇用我们的客户应该更注重我们研究的客观性,他们可以相信我们提供的研究是客观公正的,而不是告诉他们想听的东西。有一些人,正是害怕我们的这种独立性而不敢雇用我们,我想你对此也不会吃惊。

  兰德公司实现这种独立性是有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监事会来保障实现的,他们对兰德公司才真正具有管理支配权力,他们也是我的老板,也就是说他们才是兰德公司真正的主人,虽然他们并不拥有兰德公司的任何财产。

  研究报告的后评价机制

  记者:中国一些研究机构或者学者所做的预测性分析,往往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遗憾的是,下一个年度仍旧如此,我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机制问题。兰德公司如何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是否有成果评审制度以及对这些研究成果进入决策后的跟踪检验机制?

  詹姆士·汤姆森:我们有一套每4-5年对我们公司的某一个研究分部进行审查的机制,我们的目的是要考察他们的研究是否有价值。

  在兰德公司有我们各种不同的审查,包括独立审查。首先负责该项目或研究的部门管理层要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质量审查。然后,交给项目审查人员进行审查,其中有一个审查人员是不属于兰德公司,而是从外边请来的,其他有3-4个审查人员是来自于兰德公司内部,但都没有参加被审查的项目或研究。我们有一套内部质量标准,我们要求审查人员按我们的质量标准审查我们的研究结果,这一套内部质量标准你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看到。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程序来保证我们的产品(研究结果)经得住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的考验。审查的程序以及独立于项目或研究的研究人员而进行的审查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保障了我们研究的质量和独立性。

  记者:兰德的信誉是54年前著名的关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报告所开始的。前不久兰德出版一份报告称,台海可能在2005年发生冲突,一旦台海发生战争,大陆至少有七成机会获胜。类似这类报告,兰德公司是否有后评价?其中与事实相符占多少比例,与事实不符的又占多少比例?

  詹姆士·汤姆森:我们在研究中并不做很多的预测。实际上,我不记得那个报告,我也不记得70%胜算这么一说。我确实记得我们曾有一个报告叫做“可怖的海峡”(DireStrait),是关于海峡两岸军事平衡的。但我不记得该报告作了哪种可能性的估测。但如果有人说了70%的胜算,但你怎么知道结果会怎样,如果发生的事情正好是那30%可能性里而不是70%可能性里的呢?那只是统计而已。

  有时我发现将应急计划(对策)和预测混为一谈。我们做了许多应急计划,但很少做预测。其次,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研究,但如果是类似于“可怖的海峡”这样的研究,那么是应急计划,回答的是“如果……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就像是对你家中如果发生火灾该如何应对做计划一样,一旦发生火灾,你该怎么办?但并不是预测将发生火灾。

  记者:兰德有多少人参与到质量审查这一过程中呢?

  詹姆士·汤姆森:兰德公司目前拥有1600名员工,其中有800名左右的专业研究人员。任何一个专业研究人员都将会参与审查工作,在他的兰德的职业生涯中会不止一次参与审查工作。

  研究人员的必要训练

  记者: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一些人发表研究文章,常常只是看到结论,或者是从理念到概念,它们常常会被质疑,这些结论从何而来?

  查尔斯·沃尔夫:首先,“思想库”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要运用现有的研究方法,现有的数据,提供政策建议。

  “思想库”或政策研究机构对不同的项目、不同的预算、不同的解决问题方案进行分析。为了进行分析研究,兰德公司和其他的研究机构要搜集数据,运用这些数据对这些可能改善、解决或减轻问题的不同的方案、不同的项目等等的成本和效益比较分析。我所说的是政策研究机构运用现有的方法,现有的模型,现有的数据,包括人口普查数据,金融、财政等等方面的数据。

  除此之外,兰德公司这样的机构还试着开创新的方法,收集新的数据,或是由于现有数据过时了,比如有些数据是十年前的数据,或五年前的数据,或者是因为这些数据存在缺陷,断层,或者错误。从现有的模型、方法、数据开始,再辅助以新的数据、模型以达到更高的研究效果。

  记者:当中国爆发非典的时候,中国学者还少有关注宏观政策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在此之前你已经做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8大制约因素的研究。

  作为一个学者,如何才能做到超前的研究,需要哪些必要的训练与方法?

  查尔斯·沃尔夫:兰德研究生院是我和当时的兰德公司总裁建立的,当时也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帮助。我做了27年的院长,我们在主修课程基本上没有变过,我的继任者在过去的五六年进行了一些改进。这些课程和培训主要包括三个大部分,一是数量分析能力培养,包括统计、计量经济、决策分析、模拟等;第二部分的培训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从初级到高级;第三部分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问卷调查,也就是所谓的“软科学”。另外,介于宏观(总量)和微观(公司个体)之间的部门经济行为也很重要。

  ·相关案例·

  “朝鲜半岛统一”成本估测

  兰德公司最近正在给五角大楼做关于朝鲜半岛统一的成本估测研究,涉及许多领域,现有的数据质量差极了,朝鲜的数据几乎没有,朝鲜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就没有公开过任何官方数据。公司从韩国、日本等国家收集数据,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公开信息系统。将数据合并、检查,并与新的数据进行合并,对数据的欠缺和不稳定有所了解后,将数据与情景方法相结合,研究统一会在什么情形下实现,是一个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统一,或是通过战争,或是朝鲜的变迁。

  公司建立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当然有许多的不确定性。这一模拟模型包括9个指标,然后让这些指标变化。比如就资本产出比率而言,如果要缩小朝韩之间的差距,需要多大的资金量来提高产出;迁移人群流动量的减少,从朝鲜到韩国,或从朝鲜到中国再到韩国,等等。改变这些变量的值,由于收集的数据不确定性非常大,因此赋予了这些指标非常大的变化区域,然后和新数据相结合,成百次地计算这个模型,得出一系列成本预测。然后表格形式报告数据,分析报告数据结果,考虑到不确定性,在A、B、C不同情况下,统一的成本从X到13X。

  这个研究目前还没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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