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纲纵论中国经济

严忠明：最近瑞士和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上半年中国的宏观调控对上海房价和全国房价造成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有所下滑，甚至已有停止增长的迹象。那么，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二十年以后是不是真的要出现拐点了？

王志纲：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辩论的话题。许多学者早就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十年差不多了，不可能再高速发展了，怎么可能有二十年！但是现实一次又一次打破了他们的预言。中国有句话叫富贵逼人，财神来了躲都躲不掉。我想，目前中国经济的变化形势，同样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的事件。

中国经济发展的所谓拐点现象，实际上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反映。打个比喻，中国经济发展就像一部高速奔跑的车辆，要换档就要减速，调整方向。先调速度，然后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所以，这个拐点就不是西方所说的那个拐点。而是我们自己要调整速度、宏观调控的表面特征。这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追求质，而不是量的增长。中央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中国过去的那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了：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益，那种“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已经充分显示了它的局限性。

在过去的发展中，我们充分利用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特点，引进了许多低层次的三来一补企业，但后果是生态成本高昂，环境污染严重，能源紧张，这就是代价。就是这种做法使中国从饥饿到解决温饱，从温饱到小康，从小康到局部区域的初步富裕，而且有相当多的城市同世界开始同步对接。但是，当全国都发动起来后，13亿人口的国家都保持持续强劲的发展时，这个经济发展的模式就面临挑战。首先，生态问题已经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其次，我们对能源的强大需求，尤其是石油的进口，已经引起美国的警惕。未来世界的竞争，主要是资源的竞争，由此引起美国一次次的干预中国事务，包括美国为日本的怂恿。日本是美国的狗，美国把在亚洲的狗放出来了，来咬中国，这就是目前东亚事务的真相。

这些事件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坚持一种科学的发展观，要建立和谐社会，要建立节约型社会等。内忧外患，其根源是中国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再也走不下去了。实际上，宏观调控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是在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保证中国的经济再上一个台阶。

严：那么，在这种形势之下，如何看待目前的宏观调控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王：房地产是经济过热的首要祸源。中央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一般来说，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利润是其他行业利润的数倍。如做工业的利润可能是6%，而做房地产可能至少是3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早就指出了个别利润与平均利润、超额利润与平均利润的关系，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的。当一个行业出现暴利时，其他的行业就会把资金和资源往这个方向集中，通过集中，使供不应求变成供过于求，这就是市场竞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

但是这个推理到房地产行业就会受到限制，因为房地产行业是个特种行业，由于土地的稀有性，不像工业产品可以无限供给，如冰箱、洗衣机、汽车等。房地产是有限供给，是建立在资源的稀缺之上的。这造成了房地产开发的暴利，致使成千上万的闲置资金往房地产行业走，结果是短缺的更加短缺，恐慌更加恐慌。就造成了官商勾结，土地在政府手里，不勾结怎么成，权力在寻租，挡都挡不住！炒房盛行，就是资本追求暴利的直接反映。

在对待房地产开发问题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一块土地10万元一亩，地方政府把它变成200万元一亩，那么政府就赚了190万，就马上会变成地方财政。其次，房地产开发在整个城市是活跃资源，可以带来百业兴旺。房子好卖，城市价值升高，地产升值，第三产业兴旺发达。至于最后城市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没人愿意考虑了。金融风险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这个矛盾中央早就看到了。从2001年开始宏观调控，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所以从2002年到现在基本上宏观调控效果不明显。金融风险威胁很大，经济发展像脱缰的野马控制不住，非常危险。

如果让中国的房地产真的大跌，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中央的权威不能没有用，金融风险必须防范。所以最后问题的焦点都集中到炒作最劲的上海了。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要中国经济不出问题，就必须让上海出问题；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如果不出问题，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出问题。上海房价30%、40%地上涨，这是极不正常的。

从这点上说，上海是个坏孩子。从房地产买期货的角度来讲，上海是个投资客集中的地方，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成为新兴的国际化大都市的首选城市，全世界都很看好上海。这是炒作主题，但他们忘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炒作行为的马太效应，使上海房地产市场很快变成了一个投机市场。上海人原来所固有的精细、勤勉已荡然无存。钱赚得太容易了，本来打算赚五千万的，一不小心赚了十个亿的例子都有。结果是房子质量越来越差，管理越来越差。这同上海一贯稳健的作风相去甚远。上海对中国太重要了，上海不能变成坏孩子。所以中央长痛不如短痛，要进行调控。我觉得，这次调控，上海有三分之一的房地产中介要关闭；房价要下滑三分之一；80%的炒家亏损；这三个数据达到了，宏观调控就到位了。

严：从房地产策划出发，让我们谈谈咨询业的问题。中国咨询业的发展现在已经无所不包，其中营销策划、广告设计是主流。但方法论却十分贫乏，让人有山穷水尽的感觉，请问中国的咨询业会往哪里走？

王：我觉得中国咨询业分为三大派别。一个是所谓的学院派，他们的特点很突出，知识分子能同市场对接，能在社会上找到饭吃就是社会的进步，企业能花钱买智慧，就是时代的跨越。第二是海归派，就是从国外回来，搞一些国外的模块，向中国企业贩卖一些西方的东西。如营销手段、人力资源管理、人力培训、薪酬设计等，他们让中国这些企业由游击队变成正规军，让座山雕变成少将、司令，用现代规范整编中国企业。第三就是本土江湖上的策划人，他们鱼龙混杂，素质参差不齐，往往有经验但不规范，具有实操性，比较少教条。

学院派、海归派居高临下，存在许多教条，这是他们需要突破的地方；本土的策划则要扩大全球化的视野，这是未来中国咨询业面临的挑战。中国策划人要突破点子大王、公关大师的形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要做好从赶小海向赶大潮的精神准备。

咨询业的根本是服务。简单说，就是要有能力永远做人家的老师，这个很难。除了聪明以外，要有广博的知识和见识。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要有丰富的阅历，就是说用知识来支撑，要有崇高的威望，让人家信任你。知识可分为信息、智慧、经验和思想，用心总结很关键，不善于总结的人，从哪里爬起来又从哪里跌倒，咨询业最重要的是思想。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有独立的思想，而有些人是人云亦云，还有一种人最糟糕，只会照搬人家错误的思想。这样进行策划就会开到方子却抓不到药，头痛医头，痛脚医脚。我最近出版的专著《第三种生存》，就总结了这方面的思考。

严：我觉得，《第三种生存》跟你的视野、思想、经历都有很深的关联，实际上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通过对甲方、乙方、丙方以及城市、地产、新闻业和商会，还有市场和战略，展开整个主题，建立了另一套话语系统，自成一体。回答了什么是第三种生存。

我的理解，这种生存方式，就是知识分子以独立人格出现，并得到社会的认可。这类知识分子分成两种，比较低层次的叫知识生产者，签个合同，卖知识、卖观点，如许多咨询策划公司的从业者；而较高层次的我称之为意见领袖，他们的作用如罗马俱乐部。他们是咨询业中的佼佼者，经济上独立，思想上独立，不依靠别人发工资，用独立的声音发言，如日本咨询专家大前研一等。

欧洲商业城市的发展，就是市民追求人人平等的历史。其中，契约和合同是关键，签了合同以后甲方、乙方就是平等的，具有同等的责任和义务，中国目前的社会也已经给独立的知识分子以这样的生存空间，尽管很辛苦，但也有了尊严。同家养的鸭子比，野鸭子尽管要飞得更远才能找到一点吃的，但他拥有了飞翔的自由。这是我的解读。

（仝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