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人类最大的变化，其实是对时间和空间的突破。我们已经有了同古人完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感。由于飞行的便利，我们今天走一趟古人称之为“西域”的大西北，已经完全没有那种去国怀乡、生别死离的感觉了。

然而，历史上远走西域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过去的2000年里，骆驼这沙漠之舟，这沙漠上蠕动的河流一直伴着人类单调乏味的行程，只有沙漠里的驼铃声昭示着生机，缓缓地从远古走向现代。

在古代，汉使张骞两度出使西域，前后历时20余年，他自然有天荒地老的苍桑感；唐玄奘西天取经，历时17年，仅从长安走到敦煌，行程就达二个月；元代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故乡威尼斯出发，经古丝绸之路到达远东，其行程也历时20余载；以至于他回到故乡后口述完成的游记没人相信，在随后的2个世纪里，他一直被欧洲人称为爱吹牛的马可先生。

于近代，明万历23（1605）年，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万里迢迢来到嘉峪关，想由此进中国传教，仅在此等候通关的批文就耗时23天；后终于不得其门而入， 赍志殁于中国的国门口。就在20世纪初年，大名鼎鼎的欧洲冒险家斯坦因考察丝绸之路，其行程也是按月计时的，这从其著作《西域考古图记》中可以看出。

西域充满了荒漠、戈壁、酷风，是人类生理耐受力的极限考验，也是对人类心理意志的煎熬。如果站在古人的时空体验上，所有历史上对西域的咏叹就可以理解了――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声音冲淡而决然。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那吟哦是对生机的告别宣言。

“马衔边地雪，衣染异方尘”。骨子里是对中原故国的怀念。

但是，行前我翻过一叠现代游记和散文，许多现代文人乘坐着舒适的交通工具，蜻蜓点水似地在西域一行，也发出古人那种苍老沉郁的附庸风雅的叹息，就有些奇怪了。

因为旅途中的那种风沙浸面，酷热煎熬的切肤感的确早已远去了。从兰州到敦煌的行程告诉我，而今这西域沙漠里的驼铃声已然消失。我只在敦煌鸣沙山的月光之下，听过一回。骑在沉默的骆驼上，远望鸣沙山优雅的山形，安静中只有驼铃的叮当声，仿佛一种来自远古的声响。但牵骆驼的山民告诉我，这是专为游客们设计的，骆驼早已退出丝绸之路的运输线了。

所以，而今的西域之行，不可挽回地退化了。退化为看一次风景，逛一次郊野，甚至进一次戏院，读一次博物馆的行程了。的确，我的西域之行，同游一次城市博物馆的感觉并无本质的区别；这是我的真切感受。

事实上，目前广阔的西域正应看成中国文化的一个活的有生命的博物馆，她纠正了我对中国的历史的一些模糊和误读。尽管历史上许多带血带泪的感觉和细节已然隐去，在我看来已有隔世之感，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历史的粗线条却象奔腾的祁连山在此顽强地呈现出来，并愈见清晰。西域最是有助于中国人通读自己的历史。

博物馆是了解历史的直接场所。我曾逛过北京、上海、西安、济南、武汉、长沙、成都、广州等地几乎所有的博物馆，也曾去过巴黎的凡尔赛宫和罗浮宫博物馆，走的多了，就悟出些有关博物馆的道理来。

大致的印象是，中国的博物馆的立意是纵向叙述较多，大多只讲解自己，“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五千年文明，如何辉煌灿烂，一一数来，不绝如缕。这同欧洲博物馆立意于横向比较，解说整个世界的文明变迁，用世界视野看历史是有些不同的。

中国式的博物馆解说的证据，主要是土地里的考古发现。看的多了，就很容易发现雷同之处：这些文物最多的用于饮食和祭祀的器皿，中国人吃的文化十分发达，古已有之；其次是冷兵器，戈矛剑刀，写满了5000年的书页；还有就是丧葬用具，各种陪葬的玩意；当然礼仪乐舞、钱币嘉量、服饰文物、建筑物件也是有的。这些大概就是古人最主要的兴奋点了。“民以食为天”、“生为逆旅，死为永归”，这些千年古训也正是这种历史特征的证明。

在中国的博物馆的游历，让我总结出看待中国历史的基本结构，这就是中国人的地域经验和基本价值观。大体上说，支撑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土地，其范围变化和边界的变迁，以及农业文明的稳定和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从王朝更替到哲学思辨，从民族性格到生活趣味，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尤其地域特征最为明显。中国东部及南部是海洋划出的天然分界线，西面是青藏高原的天然屏障，北部是沙漠戈壁。沿长江黄河的区域沃野千里，风调雨顺，因此得以孕育发展丰富的农耕文化。只要这中央地域能统一，大致上就可保天下太平，歌舞升平。但比较扰人的是边界区域。西域的丝绸之路，总是带来许多陌生的面孔，东南的海路至近代也日益不靖，不时有声称远隔万里的异邦来朝。于是中国历史所有的故事，就在这中央于边界中交替做文章了。

所以中国历史发展的这种过程，可以形象的归结为一个基本的模式：两根筷子一只碗。碗中圈定的地方是中国内陆的国土，这一南一北两根筷子是通向外部世界的通道：一条是北部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一条是南部海域的海上丝绸之路。

老实说，如果没有过去一个世纪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大幅度突破，中国历史的这个框架依然是一个超稳定的模式。因为两条通路完全可以在中央帝国的掌控之中，有了万里长城的护卫，我们大可以在吃、喝上浪费更多的时间。中国的博物馆里，看到的就是这个超稳定结构的缩影，时间的遗存在此留下厚厚的灰尘。

但这次在西域这个自然中的博物馆，我却发现了另一番深意。这是我站在嘉峪关上观望黄土垒起的长城时的念头。

眼下的嘉峪关已不闻金戈铁马的悲壮声了，早已沦落为游客们打闹的景点。远望北面的祁连山，尽管长城还倔强地绵延奔走，但高速的火车却从它最核心的地方穿透而去。

现在的沙漠行程已经转换成小时了，在酒泉到安西的路也不过区区五小时的车程。在通向敦煌的漫漫戈壁上，我原以为应是杳无人迹，但现实的观察让我大骇：沙漠里尽是筑路的工人，风力发电的风车远远地整齐排成一线，十分招眼。

不但如此，接待我们的酒泉商家，也在不断同我们讨论占领中亚和西亚的市场问题，走出西域已是他们成熟的战略……

西域这活的博物馆由此向我显示了它当下的勃勃生机。慢慢地我醒悟了，并从心底涌出一份感动。这感动是献给沙漠里开车的卡车司机、筑路的工人和在近安西的小绿洲边卖西瓜的妇人的：是你们打破了中国历史那超稳定的基本框架，把丝绸之路的通道无从退缩地伸向了不可见的天际，由此，我看见了历史前进的步伐。那些建造博物馆的先生们，那些只会从故纸堆里寻找历史陈迹的研究者应该感到惭愧了，因为他们只能听见骆驼在历史中的回响，而今天的西域已经远远地抛离了驼铃的声音。

突破了长城的边界的中国是有希望的。历史抛弃了驼铃声，是因为她要走得更远，直走向这个世界可以期待的中国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