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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年,中国两个奇怪城市的风景
严忠明  
  

1634年对中央帝国来说是个颓废不安的年份,明王朝的中央政权正风雨飘摇。然后,按照中国的哲学,有阴就有阳,中央的衰落正意味着边缘另一种力量的兴盛。

这一年,在中国版图的边缘上,有两座风格迥异的城市已经基本完工,呈现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这就是北方包括故宫建筑的沈阳城,和南方属香山县治的澳门城。前者的主人是满族,一个来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草原游牧民族;后者的则是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卢济塔尼亚葡萄牙人,这是个来自于重洋阻隔万里之外的海洋民族。这两座城市从立意到风格上都有很大的区别,然而它们却不约而同的出现在明王朝的黄昏。

我在沈阳的故宫里才发现这一南北城市几乎同时代建立的事实,在历史学的研究中两相比较将有特别重要的意味。事实上,从城市的建筑和遗存方面重构历史,始终是我研究城市史的着眼点。我把城市的建筑遗存当成是历史的一个文本,然后极力去寻找它背后的隐喻和意义。这同那些只知从古纸堆中去演绎城市的研究方法势同水火。

从明王朝的正统观点来看,这是两个奇怪的城市。沈阳城旨在另立王朝意欲统御天下,对中原虎视眈眈。澳门城更是陌生莫名,那些弗郎机人“喜则为人,怒则为鬼”,口颂天主,行为诡异。无能为力的明朝对此深感恐惧。

回头看,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旧的时代即将逝去,新时代要到来的迹象。

然而,新的王朝的建立,就意味着新时代真的到了吗?当我走过沈阳故宫的建筑群,站在凤凰楼上眺望时,我疑虑顿生。

由此,这两个城市幸存下来的建筑遗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据史料记载,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1626年,努尔哈赤在同宁远城的明军作战中被大炮炸伤,于该年811日沿红河行致离城40里的爱鸡堡去世。次年,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成为大清的汗王。从这年开始,皇太极继续努尔哈赤未曾建完的沈阳故宫,并改建沈阳城。

1634年,皇太极对沈阳城的改造工程基本完成。并将沈阳城改名为盛京,成为山海关以外最雄伟的城市。根据民间的传说,皇太极在改建沈阳城时,经高人指点,在城市规划中进行了精心的布置。据说,城内的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为两翼,东西南北四座佛塔为四象,八座城门为八卦,圆形的外城象征天,方形的内城象征地,八座城门各三层象征三十六天罡,内城墙下的七十二处排水沟象征地煞,城楼角楼象征十二个月,城门和翁城相加象征二十四节气等等,严格符合中国古代天圆地方以及阴阳八卦的观念。

沈阳古城的设计,在今天已经只能依稀辨别出它的一些形态,而最为完整的还是沈阳故宫,基本保持着当年的原貌。

清代开国元勋们金戈铁马的故事,历史评说了几百年。但是,当走进沈阳故宫时,我依然被这座最早清统治者的皇宫的简陋感到惊讶。这是我参观过的最为简陋的皇宫。且不说那低矮的房子和的普通的结构布局,单故宫里空徒四壁的墙面,就让人觉得汉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在此是一次地震式的断裂。

有物证,大清象征着权力的日晷和嘉量就是让人惊讶无比的宝贝。

在崇政殿门前,那个古老的用一根铁指针和磨盘一样的石块构成的测量时间的工具――日晷,显得是那样粗糙。相信在阴天和风雪交加的日子,几乎不可能看到日晷的投影,这样就根本无从判断时辰。可见,满族人并不需要精确的时间概念。

象征着权力的嘉量更是令人惊奇。这个标准的计量工具代表的是清代的一斗的重量,但却是个不规则的容器。真不知道当时人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复制这个容器。事实上,这种不规则的容器在复制的过程中一定会走形,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在清统治者那里看不到统一和准确的度量衡。

他们使用的武器更有趣。陈列在故宫里的大炮粗糙无比,全部是用生铁铸成。这个草原民族崇尚他们手臂的力量和马匹的速度,因此墙壁上依然悬挂着他们当时喜爱的佩刀。这是冷兵器时代的权力与力量的象征。

在这个古老的故宫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王朝的背影。一个刚刚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来自于草原上的民族,其性格在整个建筑格局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就是追求彻底的实用主义和表现权力,这使得建筑毫无风格和个性。

从故宫格局来看,他们相信八旗子弟的群体力量。因此,在大成殿门外,我们能看到成八字形排开的正黄、正红、镶红、镶蓝、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八个议事亭。

在故宫的另一边,崇政殿呈现宫高殿低的奇特格局。也就是说,努尔哈赤的家庭成员所居的凤凰楼的高度,是高过前面议事的崇政殿位置的,这同北京故宫的格局正好相反。

据说这是因为,这个游牧民族刚刚离开草原,还沿用他们在草原居住的习俗,喜欢住在半山腰,可以俯看整个草原的景象以及观察来犯的敌人的动向。

最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故宫的致高点并不是屋顶,而是在凤凰楼后面的烟囱。这个烟囱具有非常实用的目的,它是整个凤凰楼以及后宫在冬天时用来烧地窖的通风用具。根据一种神秘的说法,这个烟囱一共有十二节,分别代表着清代从努尔哈赤开始一直到溥仪的十二代皇帝,是清朝的缩影。

沈阳故宫是中国传统宫廷建筑的模仿。它四面八方发展的建筑群是以平面展开为特点的,讲究实用目的和几何上的匀称以及象征意义。大屋顶最具特色,它讲究遮风挡雨,没有多余的内容。

这里的一切,不难让观察者得出结论,这个新王朝的文化、科技、建筑从一开始就非常落后――同时代的澳门城可以提供比较的参照系。

1634年,越过中国北方这个皇城的屋脊向南方看,在香山县的一个小岛上,澳门城也已基本成型。这个仅有一里格区域的城市呈现着同沈阳城完全不同的景象。尽管这个城市于1557年即已开埠,但致1634年,最后的城墙还待建成,城市制高点的建筑大三巴还未完工。

这里,整个城市建在一个从西北向东南走向的山脊上。事实上,这个城市的建设规划同欧洲城市一样,是一个带有防卫功能的商贸性的海滨城市。建城者们带着他们明显的宗教信仰建设了这个城市,他们将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称为直街,而这条直街同天主教的信仰有密切关系,是用以纪念向异族人传教的使徒圣保罗的。圣保罗是一个信仰坚定不移的、充满冒险精神的使者。

澳门城市在这些虔诚的天主教徒的策划下建成。因此,我们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看到了许多欧洲教堂。1634年,这里已经建成了板樟堂、圣母堂、主教堂、风顺堂等近十座教堂。因此,这个城市的制高点就像在欧洲一样,是高耸在教堂上的十字架。

这一点一定被当时沈阳的建筑家们所不能够理解。因为,从中国人的观念来看,一个高耸在上的指向苍穹的屋顶是是毫无实用意义的,完全是一种浪费材料和精力的做法。

但是欧洲人不仅非常重视这个指向苍穹的致高点,而且把它视为神圣的信仰和对天主的崇拜。早期的欧洲人,在对中国的旅行中就不断的提到关于精神生活的区别。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曾多次提到中国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国家。葡萄牙早期的旅行家中也在寄往罗马的信中写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但是这里的人们没有精神生活。” 欧洲建筑不会把制高点留给烟囱。

这个由我们并不熟悉的卢济塔尼亚人建设的城市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他们带来的计时工具是相当准确的自鸣钟,他们所使用的大炮叫红夷大炮,具有非常大的威力和高度的准确性。他们熟悉各种火炮和近代的航海技术。不但如此,他们在同中国官方的交往中间使用非常委婉的商业准则,对于谈判、妥协和贿赂有自己一整套的操作方法。

越过澳门城的屋顶,我们看到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从来不曾见过的一种行事方法,一种文明形态。可惜,那些催着铁骑问鼎中原的旗人要很久以后才会注意到这点――历史要到300年后,才有一个出身于福建侯官的汉臣林则徐,成为真正开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

1634年中国这两个奇怪的城市让我们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国家在文化上正在倒退,而新生的力量我们并不了解、也不屑于去关注。

事实上,我把这一年当作中国近代史的开始,至少从城市建设的意义上可以这样看。其实看看今天中国城乡所建的建筑物,可以发现,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并没有走很远。我们依然在建筑设计中相信实用主义和权力,我们依然漠视天空。

越过沈阳1634年的屋顶,我们几乎可以看到明王朝最后的结局,也可以看到一个新统治者未来到底能走多远。

新的王朝的建立,就真意味着新时代的到来吗?这真是一个痛苦的问题,这种痛苦一直延续到今天:看啦,一个类同茹毛饮血的民族组成的新政权,带着历史走入最传统保守的中国情结,一去三百年,几乎让我们迷途难返。

这就是近代历史迷茫与阵痛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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