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摩梭人的泸沽湖边，传唱着一首旋律动人的歌颂母亲与女儿的歌。这在摩梭人神圣的祖母房里，在泸沽湖上划着猪槽船的歌手那里都可以听到。

我在满天星光中走进了一家摩梭人的祖母房。那家族的火塘上供着火神，墙上贴着女儿们的照片，尤其鼻梁颇高、脸形端庄的小女儿很有几分明星的风采。

众人围坐在炉火边。那位摩梭族的母亲便唱起了这首著名的歌：

美丽的泸沽湖
迎来了朝霞，
雄伟的狮子山
白云缭绕，
善良的阿妈
你今天为何如此高兴，
只因为女儿
今天已长大成人。

我后来查考过这首歌里“阿妈”的汉译，有人也译为“母亲”，但没有人直译为摩梭人称呼的“阿咪”。

起初那母亲用摩梭语唱了一遍，然后又转译成汉语。依然是民歌简洁而迷人的旋律，但这唱歌的母亲却给人一种豪爽的感觉。那母亲完全不同与我们所见到的汉族母亲，她笑声爽朗大气，有一种不可言传的自傲。

气氛活跃起来。有人便开玩笑说：我们是否可以去走婚？那母亲笑了，连说可以、可以，只要你有魅力。

那母亲在众人的脸上扫过一眼，最后注意到在一个角落沉默无语的我。母亲说，就你，你的嘴角有一粒痣，我们今后好认你。然后她再指那张小女儿的照片说，你去旁边的绣花楼，她就在207的房间；只须敲三下窗就可以了。

在众人的哄笑中我走出月夜的院落，真的看到了绣花楼里的灯光。沿着小木楼的台阶，轻轻的来到二楼的窗下，我看到一个修长的女子穿着牛仔服，戴着黑色的毡帽正在打电话。我犹豫起来，不敢去敲窗，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这样的母亲和女儿让我突然觉得十分陌生，我立即进入一种失语状态，无法对话。这同汉族的文化绝然不同：那爽朗的母亲率直的个性，那牛仔着装的女儿的自信，都让人感觉到咄咄逼人的气势，我只能落荒而逃。

回到祖母房，那母亲问我怎么样了？我笑笑说，没有敢敲那个开着的窗户。那母亲于是笑着大骂，汉族人都是笨蛋。

当然，这只是本次旅行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我的文化和历史学的敏觉，很快让我认真地打量起这些奇特的摩梭族女性。第二天早晨，我见到了这个摩梭家族的小女儿，依然是牛仔的打扮、黑色的毡帽，在院落里大步走动。我真的想起了呼啸而去的马帮，和在丛林中穿行的猎手。这时，我立刻意识到，那首歌颂母亲的歌是一首完全被误读了的歌曲。

摩梭人的母亲绝然不同于汉族的母亲。更不是那种多年媳妇熬成婆、忍辱负重、低声下气的母亲。她是一言九鼎的祖母，让人想起呼啸而去的马帮，她们是摩梭人力量的象征，摩梭文化的根。汉译的歌曲在文字的转换中，不由自主也进行了文化背景的转换。一个母系氏族社会的母亲概念，用男性至上的文化背景去理解传唱，立即变成一件啼笑皆非的事。离开了摩梭人的文化气氛，离开了祖母房的火塘，藏族佛教的神灵，以及屋顶的经幡，路边的马尼堆，那“阿咪”――母亲的神韵就会在误读中消失。

因为这母亲是人间最独特的母亲。摩梭族是唯一在地球上存在的母系氏族社会，以走婚著称于世。摩梭人知母不知父，女性是最神圣的。男女在13岁行成人礼，可以过大人的生活，那歌唱的实际上就是女儿的成人。青年人以情为媒，实行走婚制，有情则合无情则离。家族中以祖母为最高，子女由舅舅扶养。摩梭人是一个母性大家庭，男不娶女不嫁，基本上不存在夫妻、妻子、丈夫、女婿、媳妇这些概念和定义。

摩梭人的思维更具有一种母性思维的特点，他们以母亲血缘为本。摩梭人称母亲为“阿咪”，要求所有的人都尊重女人，否则就是不尊重自己的母亲，如果在一个家族中三个女性是同辈，那么她们就都要当成是后代的母亲，并不特别区分那一位是生母；因此母亲们对自己姐妹所生的子女都一概的视为自己的子女。在香港学者周华山的田野调查中，有一位丽江师范学院的音乐老师小马是摩梭人，就曾经试图搞清楚谁是自己真正的生母。但是两位阿咪都告诉他：我们都是你的母亲。这就是摩梭族深层次的母性文化，因此摩梭人的母亲――阿咪，可以肯定地说，并不同于汉族的“母亲”和英文的“mother”。

不同文化难以相互理解的全部悲哀就在于此。基于经济目的的旅游开发让一切行为都要追求戏剧化和噱头，我们不再愿深思其它文化的深意，尤其是对相对弱小的民族。这就是“阿咪”被不假思索地译为“母亲”和“阿妈”的原因。

人类学家在研究摩梭文化时发现，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母系氏族社会，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他们尊重老人，严格区分爱情与婚姻，淡漠财产观念，尊重家族荣誉，注重计划生育。这一切，几乎是千百年来的革命家和哲学家们所寻找的理想社会形态。从最初的圣经里的伊甸园到福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运动，人们就在寻找这种平等、和谐和公平的社会形态。而摩梭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一直按照这种模式在生活着。

然而，文化的悲剧正在上演。今天的摩梭文化正在被旅游化、戏剧化，人们并没有把这种文化中提供的重要信息当回事。实际上，整个摩梭文化都已开始被误读。那些可以被人类学借鉴的文化内涵正在蜕变、误译和消失，随着更多的汽车的涌入，缆车等现代立体交通系统的建立，摩梭文化正不可避免地异化和商品化。泸沽湖近十年的变迁证实了这一事实。

当然，回到我们的专业――旅游地的策划和规划上来说，在当今的时潮下摩梭人不开放是不可能的。问题是我们对摩梭文化的态度：我们已不能仅仅停留在为了开发旅游去搞好山湖景点的规划的层次上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搞好摩梭文化生存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否则，我们误读的就不仅仅是一首歌颂母亲的歌，而是整个摩梭民族文化。

然而，摩梭文化研究的现状和旅游开发的飞速发展，让我对摩梭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持悲观态度。

为记录和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历史上许多学者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不能不提到的是，在云南的民族学研究领域，我对洛克这样的学者尤其充满敬意。这一次到云南，我特别体会了骑着小青马，穿行在云南长着胡子的森林里的感觉。这使我更真切的了解了洛克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艰难和诚意。

1922年至1949年，洛克在丽江度过了27年考察生涯，成为著名的纳西学之父。他把美丽的丽江推向世界，并带来了直到现在为止越来越兴旺的旅游业。他酷爱丽江，1962年，当这位著名的学者在夏威夷 即将离开人世时，曾经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与其躺在夏威夷的病床上，我更愿意到丽江玉龙雪山的鲜花丛中死去。

萨义德在著名的《东方学》一书中，开篇就说：东方学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不错，云南少数民族研究的确也是洛克谋生的手段，这从他的传记作品中不难发现。但当我来到丽江的欧鲁肯村，找到洛克简陋故居时，看到他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的巨著，已确信他不是一个仅仅为猎奇和谋生来到云南的古怪游客。他的研究有着超乎旅游之上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然而，这样具有献身精神的学者现在已是稀有物种。

旅游业让公众与历史对话成为可能。但旅游业描龙画凤的解说，让纳西族、摩梭族正变成似乎专为旅游而存在的民族，这恐怕是连洛克也未想到的。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阅读洛克的著作，但我有一种更为悲观的感觉：连洛克的追求和精神也将变成绝唱，变成一首圣歌，也正在被旅游化，正在被误译，渐渐远离他的本意，并渐渐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