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新冠肺炎的影响持续3至5年，造成现在这样实际上的城市区域阻隔，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将面临一个小湾时代。
这就是指在9+2城市结构中，中国大陆建制的9个城市，主要围绕伶仃洋和狮子洋的深圳、广州、东莞、中山、珠海等城市组成一个更加紧密的合作先锋队，在创新科技及产业结构升级重整，交通、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方面，会形成一个新经济的驱动引擎区。这会成为小湾时代的主要地理特征。
粤港澳三个地区并称这个历史并不长，只有几十年。翻遍中国帝制时代的文献，上下几千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历历在目。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来广东禁烟，首先就是巡视澳门，葡萄牙政府人员是跪在大三巴前面，称臣迎接钦差的。英国人在香港是横了百多年，但是1997年查尔斯王子还是乘坐军舰，从维多利亚港怆然离开。
所以粤港澳大湾区的整合与合作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战略。我们大陆报纸喜欢并称粤港澳，其实港澳这两个城市，在历史上很少协同行动的，他们从来都是各自为政，各为其利。以前的说法叫香港地、澳门街，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其实不大。因此在这种区域合作中，粤省始终是最重要的举足轻重的部分，这也是小湾时代存在的主要原因。
大湾区的规划是2018年公布的，但是有关大湾时代和大湾区类似的思想我们已经讨论了十几年。这个规划到底应该如何执行，我觉得其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做规划的老手都知道，所有最后公布的规划方案，只是一系列思维推导的结果。任何规划都有主事者的隐蔽的基本价值观和判定标准在其中发挥作用。
大体上说，相信市场的高效率和资本的无限制流通与竞争是一种规划思路；重视地方行政、地方的权威性和管制是另外一种思路。这在国家和地区层面，表现为相信自由贸易、市场竞争和全球化的基本思路，以及相信国家保护优先、堡垒政策以及产业独立发展的基本思路。这两种思路有时很难调和。正与仓央嘉措写的诗：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误如来不误卿！大湾区的规划思路是相信全球产业一体化，相信资本的充分竞争的规划思路。因此它以香港为领头阵地，同欧美资本市场和技术进行对接，以深圳东莞广州为产业腹地，形成一个从金融、市场、产业制造和研发的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竞争梯队。香港引以为傲的，就是它是美国价值观的直接对接点。
但是规划没有变化快。让美国再次强大的政策，使美国产生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新的变化，美国在墨西哥边境修建围墙就是美国国家主义抬头的一例。7月份特朗普总统签署命令取消了香港特殊的经贸地位。澳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新冠肺炎对澳门博彩经济产生巨大打击，不必多言。澳门政府一直宣称的中葡贸易平台，效果怎样也不得而知。前年我随一个贸易团体到意大利，惊讶的发现他们在谈判和签署贸易合同的时候，用的全是英文。英语才是世界贸易的主要沟通手段和规则谈判制定手段；也就是说，靠一个特殊国家的语言，并不是构成世界贸易平台的主要条件。
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的影响，使得国家主义和堡垒战略成为各个国家不得已的选择。所以大湾区原来的出海舰队队形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深圳要变成华尔街加硅谷，要成为人民币的结算中心和数字货币的试验田，就是大湾区规划当下的应急策略。深中通道和广深紧密的合作联系，却使得小湾时代的特征基本形成。这不是说大湾区的规划一出来就落后了，而是急剧变化的时代使得我们必须有新的当下策略来调整发展。
把视野扩大一点看，其实海岸线边的城市发展历史远比内陆城市的发展更为复杂。7月份我在福建南安关于海岸线边城市的生存策略的演讲中，详细分析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其实有两条长城，一条就是北方的万里长城，另一条这是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海岸线也是对海外交流与防御的边线。
最明显的特征是，这些都是在几百年历史里游走在边锋中的城市。海岸线边的城市之间是很难齐步走的。从浙江过来如温州到福州、厦门、泉州以及小如晋江、甫田到广东的汕头、潮州、惠州、深圳、东莞、澳门这些城市都各有特点，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在一起合作，共同去做一件事。他们总是在道德与利益之间游走，在忠干王化与保存实力之间游走。农耕捕鱼与海盗走私可以并存，歌功颂德与划地为疆可以毫不违和；各有打算，各自为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灵活与变通就是他们的生存之道。所以如何让9+2的城市在短期内真正合作无间，是一个巨大的待解课题。
我的观察，小湾时代的特征其实己很明显，也很好理解。网络经济的发展正在大陆城市加速，几乎摧枯拉朽的在改造我们的认知方式与生存方式。按照马云的说法，如果我们不跟上数字经济的浪潮，用不了几年我们就是扶贫的对象。这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我已有亲身的体会，如何通过流量来判定市场，如何进行网络营销决策，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必备手段。我们过去在大学学的东西正在变成旧学，新学就是网络经济思维。但很多大学教育者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用手机淘宝、唯品会、美团、抖音、快手、小红书、B站这些软件和微信支付，港澳则利用Facebook 、youtube和亚马逊购物。数字经济的鸿沟不仅是在代际之间形成，而且在区域之间也分出清晰的界限。这个鸿沟可能比边界和法律的区别不会小。
小湾区的几个大陆建制的城市，正在进行系统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小湾时代这些城市轻装上阵，已经成为大湾区发展的一支急先锋和轻骑兵。深圳的南山就是一个灯火彻夜不眠的年轻人的城市区，东莞的松山湖和广州的天河也不例外。制造业的重整在东莞、广州、中山也在不断的迭代。面向未来最重要的是新基建的概念，5G技术、数字技术、高铁与轨道交通、无人驾驶、无人机技术等都在重塑中国经济未来的高地。在这个产业重整的结构中，港澳的参与是有限的，他们主要是消费者的形象。
我想最困难的还是个人的发展，如何在这些复杂的口号和变动不居的形势终找到自己的出路。对城市发展来说，小湾区的产业连接与融合就是一个潜在的红利机会；对于个人来说，以数字经济的思维模式和操作手段，切入小湾时代的产业发展和创新科技中去，则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本文辑自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严忠明博士在多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