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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西洋楼与皇帝眼中的科学
严忠明  
  

                     康乾时期传教士在宫廷的知识传播及其局限

                       --以金勋的西洋楼规划摹绘图为例

    (本文为严忠明博士参加2019年11月23日北京、广州、澳门比较城市学会议的研究发言稿)
【摘要】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帝均视圆明园“如紫禁之制”,为帝苑重地。雍正时期圆明园设如意馆负责园区规划设计事宜,乾隆更是让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设计建设了欧式园林建筑西洋楼区域。这充分说明了清朝统治者对欧洲文化较为开发的态度,因为即使放在现代,这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目前各省市都不可能允许建设大规模的欧洲风格的宫廷建筑群,更不要说放在北京。
    本论文用1924年的金勋《圆明园原貌图》中所载《长春园西洋建筑总平面布置图》与巴黎凡尔赛的总平面布置图进行比较,找到它们共同的设计思想和表现方式,说明乾隆皇帝作为决策者和名义上的总设计师要接受和理解这一方案,必须具有几何学、力学、建筑学、水力学、景观学的完整欧洲知识。本文通过研究当时传教士在宫廷侍讲的科目和讨论内容,说明北京宫廷对欧洲文化的接受程度较高。但由于当时传教士的知识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是传统的欧洲几何学、天文学和逻辑思维知识体系,即所谓的“七艺”,而不是后来导致科学革命的实验性科学知识体系,故西洋楼也是欧洲旧科学知识体系下的产物。
    所以康乾时代的中国,对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科学理论和发展方向几乎无从知晓。1773年教皇取缔耶稣会,尤其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失败以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中间人逐渐消失,中国与近代工业革命的科学知识基本隔绝,这是中国没有跟上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的主要原因。因此从这段历史发展的逻辑看,西洋楼也只是类似欧洲钟表一样,是当时皇帝的另一件闲情逸致下的把玩之物.
                                                                          一
      金勋于民国13年(1924年)绘制完成《圆明园原貌图》1。作为出生于北京西郊成府村的营造世家子弟,他不仅熟悉圆明园旧址,并且对照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所绘制的铜版画,详细考证并绘制了圆明园的各种复原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绘制了一幅《长春园西洋建筑总平面布置图》。该图按现代绘图规范制作,上北下南标出了西洋建筑在圆明园和长春园中的位置,其实这就是西洋建筑区域的一个总体规划布局的摹绘图。(附图一)
    该布置图呈东西向展开,南北较窄。布局十分狭长而规整,同圆明园的整体布局截然不同,充满了几何形的规划语言,包括直线、方块、圆形,长方形和各种对称的图案,直观反映了西洋建筑规划方式,基本上是法国凡尔赛宫的直接模仿。这个建筑群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件,这说明康熙到乾隆年间,朝廷对西方文化曾经有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因为即使在现在,也不可能有大规模西方建筑出现在首都北京。
    圆明园由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命名,雍正皇帝于1723年即位后将之改为御园,并专门设立了如意馆作为皇家画院,集中了一大批西方画家,对圆明园进行,大规模改造建设。圆明园的功能在康乾时代一直视之为“如紫禁之制”,为帝苑重地,是清代帝王追求“宁神受福”的江南园林式的生活,充满诗情画意园林的起居办公之所。如雍正皇帝所撰《御制圆明园记》2:
    园明园在畅春园之北,朕藩所居赐园也。朕以扈跸,拜赐一区。因既成,仰荷慈恩,赐以园额,曰园明。及朕缵承大统,始命所司酌量修耳,亭台邱壑悉仍旧观,惟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诸臣有视亨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昼接臣僚,宵披章奏,校文于墀,观射于國,燕闲斋肃,动作有恒,则法皇考之勤劳也。至若嘉名之赐以圆明,意旨深远,殊未易窥。尝稽古籍之言,体认同明之德,夫圆而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永怀圣诲,含煦品汇,长养元和,不求訇安而期万方之宁谧,不图自选而冀百族之恬熙,庶几世跻春台,人游乐国,廓鸿基于孔国,绥福腹于方来。
    圆明园在建设之中处处强调风水,要求坐北朝南,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史载在许多动工仪式之前,皇帝都要求风水师先测定无误才能动土。因此,本质上看圆明园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典型产物。
    从现代规划语言来分析,圆明园的建设遵守的是中国古典园林共同的规划原则。这就是园林要强调和谐自然,曲折有情,园林以自然风景和山水为基本元素,要打造一个诗意的人间仙景;植被,假石,道路以及所有的亭台楼阁,有如中国山水画,讲究虚实得体,讲究建筑美与自然美的合二为一,在自由布局中体现次序,在方方胜景中体现主次。其实,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哲学思想的体现。所有的空间序列都讲究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充满了前奏,转折,高潮的对立统一的手法。这种设计手法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就是苏州的留园,网师园等。法国传教士王致诚作为画家,在圆明园画了不少装饰画,他对圆明园的这一特点有精到的描述,据《清代三山五园史实编年》载3:
    乾隆八年,1743年9月16日九月六日(11.1) 供职清廷画院多年的法国传教士王致诚,致巴黎友人达索函,内称:西国建屋取其雄厚高大,尤重整齐划一。北京宫殿亦甚繁齐。独此郊外之别业,则抛弃整一之常律焉。盖其所营,欲备天然野趣,而得幽隐之便,非欲其仍若严整壮丽之皇居也。而小规模之殿宇,散布园中,远近相间,为数甚多,而无一雷同之处,且又无一处不满人意也。无怪其园之名圆明园,盖言万园之园,无上之园也。
    圆明园的西洋楼大概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建设。乾隆皇帝通过西方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画册,看到了罗浮宫喷水池的图片,便请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寻找能够建设此工程的人士,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神父承担了这一重任。朗世宁与蒋友仁合作,很快绘出了西洋式宫殿的蓝图,乾隆皇帝由此决定在长春园北面建设西洋楼,由郎世宁作为总设计师。西洋楼的主体建筑群经历了11年建设期,才得以基本完工。今天,我们从金勋的规划图很容易看出,西洋楼建筑群是对凡尔赛宫的模仿,其中包括对镜廊的建设。李景屏教授文章《乾隆帝与法国神父蒋友仁》所述:4
    由于乾隆帝对路易十四所赠送的《法国最漂亮的建筑景观》一书中凡尔赛宫喷水池的图片很有兴趣,于是产生了“建造带有‘大水法’(喷水池)的西洋风格之宫殿的想法”。早期来华的神甫中还无人懂得喷水池的设计,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精通多种自然学科的蒋友仁身上。经郎世宁及其他在京神甫的推荐,蒋友仁成为试制“大水法”的人选。
    到北京才两年的蒋友仁被任命为圆明园“大水法”的设计者,此时的蒋友仁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蒋友仁不仅呈上“大水法”的模型,还给乾隆帝讲解了水利学的原理。龙心大悦的乾隆帝决定在圆明园的东北角建造一座西洋楼——海晏堂,把欧洲建筑风格与中国情趣结合起来,蒋友仁遂成为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者之一。由蒋友仁设计的“大水法”共有54个垂直喷泉,同“环绕凡尔赛宫阶梯的那种喷泉”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这个西洋楼建筑群与凡尔赛宫有共同的规划语言,这就是崇尚对称,造型整齐庄重,整体建筑群沿东西方向展开,有一个统领全局的中轴线。规整的几何图案是整个园林区的主要特征,高大的树木修剪成非常整齐一致,乔木、灌木、草地及喷泉及广场,井然有序,气势恢宏,有一种巨大的几何之美,是法国理性主义园林的体现。(附图二)
    其实凡尔赛宫是由1624年路易十三所建设的一个简陋的行宫开始建设的,在路易十四时代,于1688年大约历时26年得已建成。该宫廷的建成,成为欧洲国家模仿的对象,圣彼得堡的夏宫,维也纳的美泉宫,波茨坦的无忧宫,巴伐利亚的海伦希姆湖宫,都是随后若干年中间,欧洲各国对凡尔赛宫建筑和园林打造方式的模仿。到乾隆皇帝注意到这种法国宫廷建筑时,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凡尔赛宫的美名早已名扬世界。
    而当时的中国是地球上最有实力的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全球的1/3,财大气粗。乾隆皇帝通过传教士之手,直接复制了一个凡尔赛宫的建筑群,这应该是圆明园中西洋楼建筑群出现的直接原因,其中作为媒介的传教士,应该是主要的说服者与推动者,他们在清代宫廷中的知识传播,应该是人们理解并接受这一西方文化产物的主因。
                                                                            二
    其实传教士在康乾时期的北京宫廷中担任着直接的文化传播媒介角色,与明朝晚期不同的是,尽管利玛窦就不遗余力地在中国传播几何学与地理天文等科学知识,但他并没有机会向皇帝讲解科学知识。
    有学者从中西文材料中对乾隆朝服务于宫廷传教士的国籍,修会及来华时间进行考证,统计表明,在乾隆朝(1738-1794)西方传教士服务于宫廷中大概有56人5。这些传教士主要来自于法国,葡萄牙,意大利,德国,瑞士,奥地利;主要包括耶稣会、奥斯丁会、遣使会、方济各会及教廷传信部的欧洲传教士,他们进入宫廷的原因,大多是拥有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技能。这些技能主要包括天文观测与测量、大地测量、钟表制作与维修、医学外科、绘画工艺、火炮制作与维修、雕刻技术、玻璃制作、音乐演奏、药剂师、内科医学、几何与数学、地图制作、以及机械操作、建筑师与水法建造师等。
    清朝康熙时代可能是传教士在宫廷里讲授西方科学知识最多的时期。历史记载了许多当时传教士侍讲的地点、科目:6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初八日(3.28) 帝召法国传教士张诚至畅春园内清溪书屋讲授几何学等。寻张诚复多次入园讲授。
    又据1703年耶稣会传教士洪若翰神父至拉雪兹神父的信,其中详细而生动地记载了传教士给康熙皇帝讲课的情景:7
    这位君王看到他的整个帝国处在太平之中,决定学习欧洲的科学,他的这一举动或是为了消遣,或是因为关心。他自自己选择了算术、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与哲学。安多神父、张诚神父和白晋神父奉旨编写了若干这几方面的著作。第一本是算术,其他两本是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和几何学。他们用满文来做做示范讲解,与曾教他们学习满文的老师一起核对,如果有某些词含义不清或不够妥当,他们立即就更换别的词。神父们给皇帝做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他越来越赞赏我们科学的可靠,并以一种新的热忱用功地学习。
    洪若翰神父描述的讲课情形,应该是十八世纪晚期的情景。从这个记载中,可以看到康熙皇帝的学习过程是认真而有序的:
     神父们每天都进宫,上午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和皇帝在一起。皇帝通常让他们登上他的坐台,要求他们坐在他身边让他看到他们的脸,并使他们在对他讲解时更便当一些。当人们最初给他讲授这些课程时,皇帝的兴致极高。他在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早晨四时离开北京,到夜幕初降时才回来。他们回来马上就又要工作,经常为准备次日的讲课忙到深夜。7
    康熙皇帝的学习时间可以与现代一个本科大学经历和研究生经历相当。尤其从他亲自进行试验和验证的细节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应该形成了完整的近代科学思维的知识体系,完全具备理解欧洲文化和科学的能力。
    皇帝这样学习有四或五年,他始终非常勤勉,对于政务也丝毫不懈息,没有一天误了上朝。他并没有把所学的东西仅停留在思辨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这使他学得很开心,并完全理解人们所教给他的内容。例如,当给他讲解固体的比例时,他拿起一只球,精确地称出它的重量,测出它的直径。随后,他就会算出同样材料,但直径不同的另一个球的重量该是多少,或者算出一个比较大的或比较小的球的直径该是多少。然后,他转动一个同样直径或同样重量的球,看看实际情况与理论是否相符。他同样仔细地验证了立方体、圆柱体、全圆锥体与斜截锥、棱锥体与扁球体的比例与容量。
   皇帝曾亲自平整了三或四法里的河坡地。他有时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河流与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对仪器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并精确地计算。随后,他再让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结果完全相符时,就兴高采烈。在场的朝臣们不失时机地对他表示钦佩。他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恭维,但是他几乎总是向他们夸奖欧洲的科学和教授他这些知识的神父们。皇帝忙于这些事情,和神父们生活在一种亲切的气氛之中,这种气氛在中国的君王中是不多见的。当杭州教案爆发时,正是这种气氛最好的时候。7
    因此可以推测从康熙皇帝开始,北京宫廷对欧洲近代的科学知识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掌握,这正是雍正、乾隆朝建设欧式建筑并无认识和技术上的难以逾越的障碍的原因。乾隆年间有大批的传教士在宫廷里进进出出,且大多数都是作为皇帝的技术工人和仆人在使用。如果缺某方面的技术人才,皇帝就会命令大臣在澳门寻找,差遣来京。在清代三山五园史籍编年中,就有大量的乾隆皇帝差遣传教士的记载,其中最多的就是命令郎世宁等画家绘画各种装裱画,传教士已经是宫廷中的主要技术力量。
    蒋友仁神父的回忆可以说明,乾隆帝比康熙皇帝对科学问题有着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兴趣,北京宫廷的科学知识也是与时诸进的。据李景屏教授《乾隆帝与法国神父蒋友仁》所述:
     蒋友仁所做的有关气体的实验,也令乾隆帝记忆犹新。那是乾隆三十七年腊月二十(1772年初),长于绘画的意大利神甫潘廷璋与掌握修理钟表技术的法国神甫李俊贤来到北京,他们带来了一台抽气机和一台最新研制的望远镜。为了使乾隆帝能尽快了解抽气机的工作原理,蒋友仁在对机器进行调试的过程中,用中文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说明书,对其工作原理及使用细则都做了介绍,并建议在来年开春后进行实验。蒋友仁选择了21种有趣的实验,为乾隆帝进行演示。乾隆帝饶有兴致地就空气如何能使气压计内的水银柱上升,以及由水银柱位置的改变所反映出的空气力量变化的原因进行探讨。很快就掌握了操作方法的乾隆帝,不止一次地用抽气机做实验,给朝臣及后妃们演示空气的压力、弹性、压缩、膨胀等特性。最新研制的望远镜也同样引起乾隆帝的兴趣。这种望远镜在一年前才试制出来,为了区别于以前的牛顿式望远镜,被称为反射式望远镜。
    蒋友仁还为乾隆帝绘制了一幅12法尺半长、6法尺高的世界地图,还写了一份有关地球、彗星及新发现的其他星球运行轨迹的说明,作为献给乾隆帝六十大寿的贺礼。乾隆帝极其珍惜这份贺礼,不仅令人予以复制,分别收藏于宫中、军机处,还让人把新发现的内容加在宫中的地球仪上。蒋友仁还主持了《皇舆全图》的铜版印刷。
   因此清代康乾时期,北京宫廷对西方的几何、测量、天文、水力学、建筑、医药、钟表等都非常了解,完全具备鉴赏和使用的水准,这就是圆明园中西洋楼得以最终建成的重要知识背景。乾隆帝作为个人,其知识面与当时的时代是同步的,其开放的心态也是大国之君的态度。 
                                                                            三
    常常被人们误读的是马嘎尔尼访华事件。其实乾隆帝并不是一个闭目塞听的君主,在马嘎尔尼拜访乾隆皇帝前后,皇帝收下了英国使臣的礼品,但在看过以后却对这些东西不以为然。并且作诗记述自己的看法,就是很好的明证。8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初八(8.14) 军机处就英使来华事件致内务府大臣金简,商议在圆明园安置天文地理表、布置英使食宿及游玩事官。十二日(8.18) 长芦盐政征瑞教授英使礼仪,并上奏商议天文地理表于圆明园内安放位置
   十五日(9.19) 英使所带来器具安置完毕。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安置天文地理表一件、地理运转全架一件、天球一件、地球一件、指引月光盈亏一件、测看天地阴晴一件、玻璃灯二件。并上奏带往热河器具清单。
   在马嘎尔尼访华期间乾隆皇帝亲自指示,安排人手安装和调试马嘎尔尼赠送的钟表、天文仪器等物。但在廿六日乾隆帝亲自观看英国礼物,认为“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月”。8乾隆皇帝觉得这些东西已经司空见惯。
廿九日(10.3) 英使马戛尔尼受乾隆帝颁给英王敕书。该敕书全面拒绝英方非分之请。
九月初三日(10.7) 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离京。帝接见马戛尔尼使团,作诗一首:
    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咭喇今效荩诚。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不贵异听物诩精。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
   也就是说,以乾隆帝长年接触欧洲物品的经验和鉴赏水准,如果只是这些钟表、天文仪器之类近几十年以来的常见之物,确实已经很难打动他了,更别提两国平等的交往和商业贸易。马嘎尔尼在中国吃闭门羹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人们对乾隆帝傲慢态度的评价,尤其是把中国后来闭关锁国的原因追溯到这次失败的会晤,实在是从事后看待历史的结果,较为牵强。因为当时马嘎尔尼带来的东西或信息,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欧洲科学成果。
    此时英国的蒸汽机已经发明了17年之久。 1776年在英国格拉斯哥的瓦特,已经发明了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此前的牛顿于1687年就发表论文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进行了描述,对光学、微积分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法国人拉瓦锡作为现代化学之父,已经从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给出了氧和氢的命名,并且预测了硅的存在。拉瓦锡还定义了元素,并于1789年发表了第一个现代化学元素列表,列出了33种元素。此后的1804年,英国的矿山技师德里维斯克利用瓦特的蒸汽机,更是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时速为5至6公里,因为当时使用煤炭和木材做燃料,因此叫火车。但马嘎尔尼依然是旧时欧洲知识的展示,并没有捕捉到工业革命的征兆,更无法说明与宣讲,如何让乾隆帝觉察到由科学引领的历史性巨变已尽在眼前?这就是历史的诡异与复杂性的体现。
    康乾时代的传教士、包括康熙帝、乾隆帝和英使马嘎尔尼都是工业革命之前旧时代的人。19世纪以前的传教士的知识体系存在重大的缺陷,他们的知识主要是欧洲的数学地理和传统的逻辑思维的知识体系,因为教会将学术主要分为七种:文学、修辞、哲学、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七科,称之为七艺。除了神学,教士们还掌握这七门学科,这就是欧洲知识的核心。
    乾隆皇帝好大喜功,喜欢搜罗天下异珍,在北京宫廷里,欧洲传教士的地位大概与来自于蒙古和西藏的喇嘛和医师、方士具有同等的地位,其拥有的科学知识主要是在治理国家中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而不是真正改变人们认识自然的革命性世界观。尽管有欧洲知识的长期传播,康乾时期的朝廷却并没有把这些知识制度化推广到全民社会的打算,这些知识仅只是少数满族统治者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工具和手段,科学知识的价值就相当于海外异闻,并不具有变革社会的革命性力量。所以不管多么庞大辉煌,圆明园的西洋楼也只不过是同钟表一类的欧洲舶来品一样,是皇帝禁苑里的另一件闲情逸致下的大型玩物。
附图一:金勋所绘《长春园西洋建筑总平面布置图》
附图二:凡尔赛宫规划布局图
注释文献:
1. 《圆明园原貌图》   金勋   学苑出版社  2005年
2. 《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何瑜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P217
3.  同上书,见乾隆八年条
4.  李景屏(中国人民大学) 《乾隆帝与法国神父蒋友仁》 网络文献 
5. 陈玮(天津大学) 《乾隆朝服务宫廷的西方传教士》 网络文献
6. 《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 见乾隆二十八年条
7.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法)杜赫德/编 大众出版社2001年 P280
8. 《清代三山五园史事编年(顺治-乾隆)》 见乾隆五十八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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