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赛马文化建设是英国对殖民地城市进行有效管治的重要措施。在2015年12月5日暨南大学召开的《全球视野下澳门、香港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严忠明博士作为暨南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演讲了《香港赛马业发展与英国殖民地城市管制策略》的学术论文。
严忠明博士指出，香港的赛马运动，是香港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这不光因这项运动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赛马彩池，而是因为赛马其实是香港城市管治的重要手段，故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国家对港人的承诺，就是香港社会要“舞照跳，马照跑，股照炒”，五十年不变。
严忠明博士宣读论文
其实，赛马运动是英国人对殖民地管理的重要措施之一，在香港发展得尤为突出。在近代史上，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德意志帝国和比利时等殖民国家不同，法、葡、西等国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尽力将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宗主国结为一体，大力灌输宗主国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以便同化尽可能多的非洲人，或者至少也要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紧密产生密切的认同感。但有时会产生尖锐的种族矛盾。
在英国的殖民地里，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双方的感情上对立的不是太厉害。其中，赛马就是英国人维护殖民统治最巧妙的方法之一。
英国人每到一个新统治的地方，传播有组织的赛马活动，并与当地人共同参与。这样一来，当地的老百姓就对殖民者的管制多了一份认同感。因为，在马场上，不分国籍，不论贫富，大家都有同一个目的，就是进行赛事投注。有了这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就可以说话投机、和睦相处了。何况，赌马在理论上是人人输赢机会均等，绝对公平，在相当程度上，模糊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线。赌马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需要庞大而长期的投资，这也同样需要全社会合作，维护安定和谐的环境。
赛马是随英国人来到香港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占领香港，大约在1845年至1846年，香港开始有了跑马活动。关于早期香港跑马历史的记载，最早见诸文献的是热衷赛马的港督梅含理爵士（任期1912——1919）所著的《1845年至1887年香港小马与赛马备忘录》（Notes on Pony and Horse Racing in Hong Kong）。香港历任港督都热衷赛马运动。
1884年，在当时的大会堂举行的一次会议上，34名与会人士投票决定成立“正式的赛马会”，为香港赛马的发展建立更稳固的根基。香港赛马会是香港一家非牟利的俱乐部组织，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赛马机构之一以及亚洲最高级的私人会所。作为香港唯一合法的博彩机构，其主要业务为会所经营、速度马营运、六合彩彩票事务和足彩管理，后三者是主要营收来源。香港赛马会之所以获得政府的信赖和社会的认同，不仅因为其“非牟利”的运营理念及卓越的工作精神，更源于悠久的公益捐助传统。马会的慈善事业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专责管理。马会捐款的四大范畴主要包括社会服务、教育培训、医药卫生及康体文化。现在马会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不断检视慈善捐款，对于一些在社会上较为急切的项目，适时提供援手，其中特别以支援弱势社群为重点。
马会是香港最大的雇主之一。目前马会共聘有4000多名全职员工及14000多名兼职员工。除此之外，马会还是香港特区单一最多的机构。每年纳税约占港府税务局总税收的10%。
可以说，香港赛马会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社会财富进行了一种再分配，使赛马在香港的意义早已超越娱乐层面，成为香港丰厚社会福利的重要基石。通过赛马，香港社会在一种有序的节奏中运作。
通过赛马这一文化的建设，香港城市建立了一种有效的管治机制。这特别值得目前大陆城市借鉴：如何引导建设有时间限制、有节奏的城市休闲生活方式；如何通过一种自愿的、积极的方式，实现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使社会弱势群体得到社会的有力的支持。
严忠明博士最后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双向车道，在我们对世界输出文化和经济力量时，不要忘了其实我们还有许多现代文明的经验还未被完全理解和消化；大陆城市目前的文化建设，还需要探讨更多类似香港赛马的有效管治机制。
暨南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叶农教授主持研讨会
澳门大学及暨南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汤开建教授演讲
香港大学K.A.Johnson教授演讲
香港中文大学卢龙光教授演讲
严忠明博士与导师汤开建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