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城市
是旋转的圆将我们带进文明。车轮给大地上留下辙印，我们赶着马儿进入村庄。蒸汽机咬着齿轮滚滚向前，我们鸣笛进入了城镇。我们将更多的轮子安置在钱币大小的空间，并且在手臂上来回晃悠——这就是城市了。我想说的是，比起村庄、城镇，城市是更直接服务于人的系统。
城市是为人服务的。所以有出水口和下水道，有高音喇叭和留声机，有交谊舞和艳舞，有妻子和情人。城市就是这样一个系统，有出版社，有印书的工厂，有购书中心，有碎纸的机器，有销毁书籍的垃圾焚烧炉。城市的功能就是把人的需求分成若干个碎片，然后各司其职，让人的每个部分都能够得到服务。城市聚集两类人群：制造服务的人，同时也是消费服务的人。
你不会想象在一个闭塞的村庄有桑拿或者是贵宾厅。但城市必须有，古罗马最自豪的城市尤物是浴室。今天我们去北方某些城市，最醒目的就是洗脚城。
农村包围城市
1949年，一场以农民为主导的革命，终于夺取了城市。以前的战争莫不如此，农民不断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那些包围城市的农村干部们，像传统中国一样，重农抑商，将城市的市民们洗牌再洗牌，于是城市，不过是人口更形密集的村镇。传统的城市只有工农业，没有商业，有粮票但缺少钞票，有计划却没变化。
60年代的中国越来越骨感，毛泽东面对城市无法消化的青年人群，想到的只有一种方式：上山下乡，重新恢复农民身份。于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那些被广阔天地染得黑瘦的知识青年，挣扎着掀起回城运动。农村的孩子们千军万马勇闯独木桥，只是为了获取城市身份证。拿到证的，你终于成了市民。没有获得户口的，你成了盲流。
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一直是城市与人的斗争。今天的中国依然重复演义着毛泽东的神话，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198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已经许多年了，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的农民，沾了中国统计部门的光，一些人被计入常住城市人口。2011年末，在统计学意义上，中国的城市人口终于超过了农村。
新客家人
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城市，“农民”成了恶毒的咒语。即使在今天，谁能脱得干净农民身份？你母亲曾经是格格，经过革命，颠覆，逃难，洗白，如今的你早已和贵族格格不入。除非多年以后，你的家族和这个城市一起，共同形成新的传统。
我们关于城市的想象，莫不是消费，享有，腾达，入梦。我们依恋城市，我们拥抱城市，我们包围城市，我们想夺取城市的道路。但当你没有选票没有身份证的时候，你基本没城市的话语权。你只能是这个城市的齿轮，像永动机一样，被拧紧发条，旋转着，旋转着，耗尽力气将砖头传递给下一个齿轮。
毫无疑问，城市是人类仿造天堂的模样，建成的魔术舞台。我们狂奔着过来，不小心跳进了魔术师的帽子。你是农民，只是被城市过手一遍，你就成了农民工，成了包工头，你成了农民企业家，成了成都小吃总经理，你成了站街女，成了洗脚妹，你还成了被城管追着跑的路边摊贩，成了追赶路边摊贩的城管临时工，成了盲流，成了乞丐，成了黑社会的马仔，成了砍手党，成了小偷。有一天回到乡村，你依然是个农民。
这个时候，你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城市成了吸血的恶魔，榨干了我们的青春，血汗和欲望和激情，待人老珠黄的时候，被城市一脚踢开。你以城市为家，不是看客，不是游客。你建造了城市，却被挤压成城市的尘埃。城市给予你的是江湖的挽歌，生有时，死有时，寂寞有时，沉默有时。
在中国，城市只是被定义为精英之地。你必须有精力，必须逞英雄。你必须填写优才计划，才能留在香港，你必须购买天价的房屋，才能留在通州，必须获得海归的文凭，才能在外滩立足。否则的话，在中国只有两个阶层：城市阶级，非城市阶级。
你是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不仅在于你有没有这个城市的记忆或户口。你需要攥紧的，是这个城市的钞票和选票。
谁做东
那些发号施令改变城市规划与规模的人，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吗？答案同样悲观，不是。他们一样是这个城市的过客。他们为城市开了一条河，为城市盖了超高的楼，还没来得及挖更深的隧道。新的领导者来了，城市也许又成了另一种新面目。
土生土长的我们，曾以为自己才是城市的主人，这么多年过来了，才发现所有的变化都跟自己无关，城中村陷落了，世界最高楼起来了，苏州河变臭了，高铁在自己的房基下颤抖了。突然想起回到童年的旧屋。近前一看，一条新栽了樱花的街道横隔在面前，老房子还没有拆到，纳凉的苦楝树已不见踪影了，随之消息的还有小板凳，土锅灶，客厅里昏暗的白炽灯。我们没有了一玻璃球，没有了小人书，没有了童年的档案。就像这个城市，很快就没有了记忆和传统。我们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城市被代表了，自己的城市被城市建设了。我们没办法投反对票，甚至没法投赞成票。我们在拆迁中分了一笔补偿费之后，然后变成这个城市郊区的人。
作为主人的强大的印证，首先是方言。但现在还有什么地方的方言没有沦陷。这个城市的市长会这个城市的方言吗？当我来到广州，原以为需要下功夫学习粤语，但很快我发现，我周边的同事，包括广东本地的同事，都在操普通话——这些办公区简直是城市的飞地。然后我们发现无数这样的飞地将这个城市瓜分了，支离了，关于岭南，不过是一种怀旧的符号，在玻璃窗的小区下面，由更多防盗网结成握手楼，挤兑成城中村的模样。今天的广州，是真正崭新的广州，它还没来得及形成新的传统。又有拆迁的队伍过来，你不知道身边将会出现怎样或让人惊喜或可揶揄的新建筑群。
这个大跃进的时代，城市先于我们生长，裂变，及至剧变。我们以为没有谁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被城市抛在了身后。在精神意义上，我们成为这个城市无家可归的人。
突然的城市
交给城市自身的部分，城市很快完成了。尽管房地产商不断把帝国的想象殖民进来，让某小区叫枫丹白露，叫另一个街区为维多利亚广场，以为这就是全球化，但这些广场拥挤着更多客人的是四川辣子鸡、湖南小炒肉、贵州酸汤鱼。小区里的“蓝色多瑙河”很快淹没在东北秧歌、西南锣鼓声里。
这些有了房子的人，依然是客人。而花了大价钱的房子，也不过是最多70年的租期。
上个世纪末，荷兰怪人库哈斯来到中国，他首先为神奇的珠三角疯狂和着迷。这里是所有狂热的城市实验家的天堂。市场主义和毛时代的文化将这里变幻成拜物教乌托邦。他太羡慕中国的建筑师了：“他们是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最强大的建筑师。他们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少的设计费在做最大的工程。中国建筑师是美国建筑师的1/10，每个人在1/5的时间内做5倍的项目，获得1/10的设计费。这意味着美国建筑工程师效率的2500倍。”
他毫不迟疑地加入了这个癫狂的游戏，成为了机会主义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投机分子。一个叫“大裤衩”的CCTV综合大楼盘踞在北京朝阳门外CBD核心区。他没有料想到这座大楼更有后续的传奇。一场由带着幻灭色彩的烟花燃成熊熊大火，将它的附楼烧成一座黯然的纪念碑。
早在“大裤衩”踱步北京之前，苏维埃式的建筑在长安街的几个重要地段威风凛凛。殖民地化的建筑有时竟成为中国城市景观中最嘹亮的一部分，比如青岛的八大关，广州的沙面，厦门的鼓浪屿，上海的外滩……而现在，我们在后现代情景下，向更崭新更混搭更殖民的城市方向迈进。
破和立
在西方，破产意味着企业的死亡，在中国破产却是一种自由。所谓不破不立。从前的斗争哲学很快成了城市发展的逻辑。那些高效的中国建筑师们，并不可能有太多的机会让历史记住自己。除了苏州是个意外（它饶过了老城，将新城高耸在旧城垣的边上），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断送它们既有的古典，以获得更加时髦的现代性。上海不是旧上海，南京也不是民国的南京，西安更不是李世民的长安，开封早就已经被开封。
城市大跃进里，我们多么辉煌也赢得了荣耀。没有贫民窟，没有红灯区，没有死角，即使经济不怎么发达的城市，也可以靠文明卫生城市的排名，而不断走红。事实是，城市的硬件在飞速发展，高速公路，地铁，动车，高楼，下水道，电视塔，客家菜，应有尽有。不让发生的因为城市的需要也在暗处吆喝中。
城市如陀螺般旋转，不断靠市场和行政的力量完成自身。我们突然发现，前几年还是郊区里的某个村庄，现在一下子成了城市新的中心。此时些地，我们的身份是不是也开始更换了，站街女换成了学生妹，羽毛球爱好者变成了高尔夫球手。房主变成房东，蓝领变成了灰色的领子。
曾经的上山下乡是一场去城市化的革命。这场运动最终让许多城市被放逐与废弃。当然，当年的领导者发现中国的城市无法容纳太多的革命的时候，到村庄去就成了一种充满乌托邦语式的描述。但这明显是一种商业主义的怀旧，一切是为了城市的后花园，为了别墅群。它的另一个名称叫掠夺式的城市运动。
孤岛
我们爱这个城市，我们对于城市的归宿感在于，我们爱上了这个城市的或者她，我们有了共同的孩子，开始适应起这个城市的方言，口味，潮湿的气息，娇喘的声音，几百年的老树。
然而，今天在城市的你，就是这个城市的市民了么？你需要户口，需要身份证，需要房产证，需要车牌号。多年以前，深圳，来自四面八方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在小渔村达成共识，把它建成普通话的城市。2011年，这个城市的总人口已经有1332万人，常住人口1035.79万人，而拥有这个城市身份证的，仅仅251万人。至少有大半的奉献者没有这个城市的身份。
传统中国以家天下的模式，建立了关于国家、城市、村庄的秩序。到哪里就像到家。你是客家人，也会将房子围成一个圈，如外星球人一般盘踞成巨大的家的形状。在欧洲、美洲，华人移民依然坚持用自己的口音和人数，将旧金山的某个地盘改造成唐人街，将巴黎的某个街道变在中国城。
我们曾经为家乡的变迁而激动，而喜上眉梢，但现在，我们突然面临着一种恐惧。这个城市从前是宠物狗，现在是硕大无比的巨兽。它拥有了自己的体格和意志，它挣脱了曾经驯化它的人们的双手，它朋克一般地吼叫，不断向高处伸着懒腰，在不断扩张地盘逡巡，它搜罗了大群叫市民的狂热而勤劳的消费动物，为自己擦亮皮鞋，打扫蛛网，挠痒痒，为自己倒酒，然后将他们变成自己的食物。
上帝为什么要毁掉巴别塔？上帝为什么没有推广普通话？原来上帝也害怕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