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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文化如何面对现代生态困境?
严忠明  
  

题记 本文是严忠明博士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主办的“第五届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的专题论文摘要。

作者以自己曾考察和研究过的土地生态规划实践案例为据,提倡从儒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现代生态问题。作者认为,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应该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而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人们的价值判断,是决定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采取何种行为方式的主要因素。西方生态学偏重于从自然生态的研究结论去解决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的问题,而对特定社会生态环境下人们价值观的决策作用研究则较薄弱。儒学文化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东方视角,即从社会生态层面理解人类面对的生态困境,探讨突破生态困境的社会组织方式。

 

现代生态问题是工业革命的直接结果。自17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与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主要特征。从时间跨度看,东方哲学里儒学学说长达两千多年的传统,既不是生态哲学的起点和原因,也不是对生态问题所总结出的理论和所导致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哲学和儒家学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生态哲学一般是指讨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存,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等课题的学问。而儒学的研究传统正是始终关注人的问题,如人与人的相处、人与社会以及人的独处。这两者之间,有许多议题十分相似。从这种意义上说,儒学作为一种全方位思考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存状态,不断发展演化的学说,是有独特传统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各种文化之间融会贯通的全球化时代,对于生态文化这种正迅速发展的新的思想形态来说,用儒家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又可以提供很多有价值的见解。

生态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联合国召开的人类与环境会议,该会议上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大会面对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极限、能源危机等问题提出了一个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要求人类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认真考虑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依存关系,并考虑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等社会目标的实现。目前,生态哲学已经发展成为对人类决策和行为有重大影响的主流思潮。

总结目前面临的生态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如生存环境日趋恶化,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灾难性的现象,正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二是社会生态问题,人类要生存发展,必须组建成特定的社会形态。在目前全球人口极度膨胀、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的社会环境之下,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最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与人该如何相处,人又该如何独处?都是属于复杂的社会生态问题。

就目前的研究来说,西方社会从自然生态的意义上进行了广泛的科学研究,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建立了复杂的学术体系。但现实世界的实践证明,仅仅从技术手段和科学意义上,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生存环境的全部问题,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并不能完全按物质世界的规律进行处理。也就是说,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完整解决,必须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问题两方面寻求更全面的解决方法。

一、传统儒家文化不曾面对的生态问题

目前中国土地使用和规划方面面临的许多复杂决策问题,就是中国生态问题的集中体现。笔者作为土地规划的从业人员,在此以自己亲身考察的案例以资探讨。大约在十年前,我曾经在孔子的故乡曲阜参与研究过当地的区域旅游规划问题,并较系统考察过当地风貌。当时我们就为生态环境问题所困扰。我们曾经假设过,如果让孔子现在突然回到他出生的故乡时,他将如何思考和回应他所看到的自然环境中的生态问题呢?

我们曾对孔子在《论语》中提到过的,现在仍然可以对应观察的山水环境和地点进行了大致的考察。如《论语》中谈到了泰山,孔子曾感叹道“泰山其颓也,哲人其萎也”;在黄河边孔子也曾感慨时间的流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特别是,孔子在与他的学生子路、曾点等讨论人生理想时,曾点谈到自己的理想生活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凤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听后大加赞赏说,“吾与点也”。也就是说,我和曾点的想法是一样的。在这里,孔子和学生们谈到了沂水,也就是目前曲阜城中的小沂河,他们讨论的是在小沂河中游泳的生活趣事。

如果现在孔子能穿越二千多年的时空回到故乡,他会发现他曾经生活的环境都已经变了。泰山显然再也不是那种难以攀登的高山。目前每年约有五百万的游客,冲着泰山这一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前来观光游览。人们通过泰山的索道,大概只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从山底直达山顶,泰山之巅不再是可比天庭的神圣之地,而是一个游客密集的所谓“天街”。人在高山面前,不再像历史上那样充满敬畏;而是有了如飞鸟般的自由,胜走兽般迅捷的瞬间移动能力,人们的态度也由此从仰视变成了俯视。

黄河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黄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尽管下游经历过多次改道,但在济南附近大概还是故道黄河。但现代黄河最大的特点是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条悬河,河堤之高已成奇观。那滚滚的黄沙依然在流淌,但由于季节性缺水,黄河已经常出现断流的现象。

小沂河作为曲阜的母亲河,南通临沂市,可连接京杭大运河,目前的生态环境更不容乐观。周边工厂排污和城市生活用水的汇入,使得在这条河里根本不可能像两千多年前孔子时代那样下河游泳,淤塞的河道周边也没有像样的景观可以观赏。也许近年来政府的治理计划,会使得这条河流的情况有所改观。但孔子如果要自由地在河中游泳,回味一下旧时的生活,短期内恐怕是万难的事。

而这一切问题,都同现代人的土地使用方式有关。孔子将面临的最大惊讶,应该是巨量的人口挤在他的周围,对他的生活和思维形成的压力和震撼。因为据目前的研究,孔子时代全中国的人口数大概是两千万。但是,目前曲阜所属的临沂市已有七百多万人口,北面泰山区域的泰安市更接近六百万人口,仅周边这两市目前的人口数已超过1300万,如果加上济南人口总数,这个数量已经远超过孔子时代全中国的人口数。

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数量的巨量增长,高耸入云的现代建筑,车水马龙的现代生活,一定让回到现代社会的儒学鼻祖孔子大感惊讶。面对芸芸众生的目光,孔子这位伟大的先哲,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意见给现代人呢?

二、科学主义无法完全解决的土地生态难题

面对现在社会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以及生态学的思想成果正在不断的向各个领域渗透。其中,在土地规划方面,用生态学的方法对城市、乡村、海洋、陆地、植被、气候等进行系统研究,并进行系统规划以避免历史上环境问题的弊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已成为土地规划界的基本共识。

在对土地的生态规划研究成果中,要首推美国宾西法利亚大学教授麦克哈格(I.L.Meharg,1920-2001)。他是1990年由乔治·布什总统颁发的全美艺术奖章的获得者,该奖项表彰了他在运用生态学原理处理人类生存环境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他所主持完成的美国里士满林园大道选线方案,费城大都市开放空间研究,沃辛顿河谷地区以及波托马沿河流域研究等项目,为人们探索生态规划原则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是目前各国规划人士推崇和竞相模仿的范例。

他认为,地球实际上就是悬挂在宇宙中的一个大的飞行仓,这个系统资源有限,相对孤立,很难取得外援。因此,要妥善地对待这个飞行仓中的所有环境问题,要不然人类会很快面对如何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终极性问题。

在土地规划方面,他特别反对过去那种仅仅只考虑空间的使用,忽略对整个生态环境进行人类适应性分析的规划方法。就区域规划来说,他会按照生态学的原理,首先研究土地的宜居性,对土地的坡度、地表水、土壤等地貌特征和历史价值、自然风景等进行详细的研究,按照需要保留的资源、人类的可居住性、以及区域生态环境的完整性等多方面考虑,对规划区进行图层叠加,最后决定区域按生态学原则最合理的道路选线、居住空间、商业空间、保留区和休闲区,充分保留自然系统的完整性和人类居住的安全适宜性。

这种由生态学指引的规划思路,要求完整评估地层的地质、地貌、洪泛平原、土壤特征、陡坡、森林和林地,由自然特征决定开发强度,避免掠夺性的土地使用开发。如对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河谷地区,坡度超过25度的山地,应保留森林面貌,不允许进行住宅开发。还要保留足够的绿色廊道,保存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这种规划思想,是建立在现代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分析的科学结论,这一模式目前已普遍使用在对土地的评估与规划方面。

但是,这种仅仅从生态学的自然层面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的规划思路,在现实中仍然无法解决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困境。

去年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以后,我曾经考察过遭受严重损失的什邡市,走访了灾情惨重的红白镇。从自然地貌来看,红白镇位于青白江的上游峡谷区,山坡坡度普遍都大于25度,极为少有的空旷之地,都已用于工业和市政用地。作为地震频发地区,按生态规划的原则,这种山地应列入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区域。从规划理论的角度,很易得出这种结论。

但是,现实的决策问题却远比生态问题的理论研究要来得复杂,在讨论灾区的重建计划时,人们发现社会问题更加棘手。如果让河谷区域的所有人都搬迁异地重建,合适的地点选择将成为一大难题。四川本来就人口稠密,可使用的土地非常少,大量的人口搬迁根本不现实,强行迁移将破坏其他地方的生存环境,使得生态和就业压力等社会问题倍增。因此,政府不得已考虑的重建计划,依然是就地重建。但这将对生态规划原则提出严峻的挑战。

社会问题、社会认识以及社会利益的分配机制,在最根本的利益上制约着人们面对自然的行为,在中国如此人口稠密的土地上,土地规划根本不可能完全按照生态规划的原则进行实施。人与自然的矛盾,不仅充分地体现在对自然环境方面,更集中反映在社会矛盾上。生态和环境问题在严峻的社会选择面前,仅仅利用科学主义的手段是无法完全解决的。

三、儒家文化独特的社会生态视角

西方生态学的发展是西方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西方科学注重于从物质层面上研究问题,具有很强的分析性。西方科学思维的模式,可以简单总结为这样的思维定式:一旦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就应该进行科学分析,直到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后物质载体,甚至最后的原子、分子,这是科学主义分析的研究逻辑。因此,在土地使用上,科学主义的规划方法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上的策略调整方面。

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东方哲学,则代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那就是,一旦社会发生什么问题,应该追究的首先不是自然界的物质形态,而是人间社会中某些人的行为出了问题。应该检讨的首先是人的行为及准则。

如在儒学的天人观中,孔子主张人间君子必须上知天命,下通人事,要以天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是天意,天作为自然界规律的总汇和代表,是不可能改变的。人类只有不断的修身养性,来适应天意,并按天的安排去过自己有责任、有承担的生活。

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中,天人相应的观念发展得非常完整。所有人间的灾祸,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人间君主是天在人间的代表,具有人格神的力量的天,主要降祥瑞和灾异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几乎所有我们现在称为生态灾难的问题都是上天的谴告。

儒学家不大去追究洪水、地震这些大的灾难产生的深刻的自然原因,而是首先提醒当权者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这也许是它的局限,但也是它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儒家的理解中,天人有别,天人之间有界限,天是主导因素,具有深不可测的无限能力,人是承受者、适应者,是有限世界的寄居者,人类要根据天的表现及时调整人间治理的方法和策略,这样才可以趋利避害。总结为一句话,如果社会出现大的灾异,那首先一定是社会系统和人本身出了问题,应该从这方面进行深入的反省。科学的发展可以让人类在自然天命哪里争得一些自由、夺得一些地盘,但天人关系的主次不会变,本质也不会变。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设想,当孔子回到现代社会他的故乡时,他会用在《论语》所表达过的相同的思路,来思考和回答现代的生态问题。

首先,基本上所有的儒学家都是入世的,他们不会消极地回避问题。历史上的孔子,就是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的人士,他不仅有改革社会的思想,并且有具体的行为。董仲舒更是献三策,对汉代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他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几乎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的政治伦理架构。所以可以设想,孔子一定是勇敢而冷静地面对艰难的时事,以积极的态度正面回答现实问题的。

其次,孔子会用他独特的视角来看待生态问题。他们会从人类社会目前的状态方面入手进行评估,生态问题无疑可看成是上天的警告。他会发现人的欲望在这个时代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遵从天意和天道。人类庞大的人口数量,以及对消费的无节制的盲目追求,使得全社会已经进入一种不顾未来的狂躁中。这个世界一定是在主价值观上,在天与人的主次关系上,也就是所谓市场经济所提供的享乐观上,产生了具大的认知偏差,是人们推崇的物质主义与所谓的竞争意识造成了目前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论语》中所强调的修身养性的观念,需要在现代生活中进行重新审视,君子三省吾身的话并未过时。

再者,在体现平等、公平的社会制度方面,在人与人相处的道德问题上,人们需要深刻检讨当前的社会结构与机制。己所勿欲,毋施于人的基本规范,应该成为人与人相处的伦理道德基础,要对形态冷漠、私欲横行的社会结构进行改造。不然,环境问题作为一种公权问题,不会真正被社会大众所重视。

所以在孔子看来,要解决这个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除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以外,更应该从社会规则方面提供新的解决之道,这就是重整伦理结构和社会道德,提倡个人修养,调整人类的核心价值观,重新思考人类的生存哲学和方式。

沿着这一思路,儒学家应该可以总结出一种新的天人感应哲学,天作为自然规律和环境的代表,和人类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董仲舒曾经说过,“道之大,缘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隐含的逻辑是说,天变,则道也变;因此,理解天意、适应变化也应该是儒家哲学的核心问题。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也许可以扬弃,但人类应该深刻反省同自然相处之道的话题却没有过时。

由此看来,对社会生态问题的治理,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更是一种艺术。儒家所提倡的君子之风、社会秩序、伦理道德、和谐和人的原则,正是这种社会治理艺术的表现。

儒学的视角是一种成熟的思考模式,像孔子那样始终关注于人间事物的思路,是东方哲学务实的体现,在现代仍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儒家学说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哲学,一种生活信念的表现。儒家学说所提倡的自强不息、安平乐道的人生观,注重知行合一的信念,可以同科学精神交相映辉,在未来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成为全球生态伦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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